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杰出校友、著名基本法学者杨允中先生于2024年6月23日辞世。一年后的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缅怀以学术为生命、为“一国两制”理论研究与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杨允中先生。一年前杨允中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我们母校的师生、学界同仁为失去一位热爱“一国两制”事业、充满社会责任与勇于创新的学界前辈深感哀痛。在“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的新背景下，学习和研究杨允中先生关于“一国两制”的学术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认识，有助于构建“一国两制”自主的知识体系。

杨允中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生前发表了近500篇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一国两制”与澳门成功实践》《论正确实践“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百科大辞典》《“一国两制”实践论》《“一国两制”与现代宪法学》《论回归意义》《澳门基本法释要》《我的“一国两制”观》等论著40多部、先后主持编撰大型学术期刊近100期、各级研讨会论文集和研究报告逾60部。在“一国两制”研究领域，他以学术创新精神，力求结合澳门“一国两制”生动实践，推动构建“一国两制”理论体系与框架，为学界深入研究与思考“一国两制”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学术范式与方法论。杨允中先生关于“一国两制”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其中，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并构建“一国两制”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以体系化融贯“一国两制”的范式、概念与学理。这里以杨允中先生的《我的“一国两制”观》一书为例，探讨杨允中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理论体系。

1993年60岁高龄的杨允中先生报考了许崇德先生的博士生，踏上博士求学之路。当时，杨允中已获得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并在澳门学界已有广泛的影响，并参与国家和特区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可以说，此时的杨允中先生已功成名就。但为了进一步深造“一国两制”蕴含的重大学术价值，并系统地研读“一国两制”历史、文本与实践问题，他决定到许崇德教授名下学习宪法与基本法。他入学的研究方向是各国政治制度比较，从宪法学、政治学的融合视角研究“一国两制”的相关问题。在他的培养方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针对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急需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的客观需要，通过三年的宪法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具有综合的科研能力，为澳门的法制建设贡献才智，为澳门的稳定与繁荣，为祖国统一事业发挥积极作用”。杨允中先生在三年的读博士期间，在导师的指导下，认真钻研学术，完成培养方案，撰写了《“一国两制”与现代宪法学》博士学位论文，并于1995年12月10日参加答辩。根据档案资料，当时参加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有7名，著名宪法学家王叔文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答辩委员会决议高度评价杨允中先生博士论文，并全票通过论文，同意建议授予杨允中博士学位。1996年1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授予其博士学位。如果没有对“一国两制”事业的热爱与追求，不可能在60岁高龄读博士学位；如果没有对构建“一国两制”理论体系化的学术使命，很难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写博士论文，并提出体系化的框架与命题。这一特殊的研究背景，使杨允中先生成为“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杨允中先生“一国两制”理论体系化的探索始于对“一国两制”基本概念、范式与范畴的深入思考。他在“一国两制”的研究中注重理论范式的科学性，关注概念的提炼与融贯性，澄清不同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界限。比如，他在“‘一国两制’再认识”一文中，提出最核心的理论问题，即到底何谓“一国两制”。他认为“一国两制”是主流价值认知体系，包括：“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一国两制”的具体化是基本法；“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一国两制”是特别行政区的一大发展优势；“一国两制”是崭新的开放型认知体系；“一国两制”是全方位的成功创新；“一国两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一国两制”是现代宪法学、政治学的创新发展标志和核心内容。在探讨“一国两制”基本理论的论文中，他把知行合一、求同存异、和谐包容作为认知论的核心理念。对“一国两制”理论的内涵，他概括为“六观”，即国家主权观、两种制度整合观、“澳人治澳”观、高度自治观、政策稳定观、长期示范观等。

对“一国两制”方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他在“关于推动‘一国两制’体系化成熟化的思考”中提出：“一国两制”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是生动实际的国情教育内容；“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创新；“一国两制”是新型民主试验田；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有巨大示范价值等。他较早地将“一国两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以结合起来，提升了“一国两制”的理论高度。

杨允中先生较早地提出“‘一国两制’是新型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命题，并论证了理论依据与制度框架。目前学界对“一国两制”是否属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仍有争议，而杨允中先生在2012年就提出这一命题，并构想了完整的学理框架。他认为，特别行政区制度有条件、有必要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认为特别行政区既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时也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一国两制”作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性、影响力。

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述中，杨允中先生坚持历史的整体观，反对“碎片化”历史观，对实践问题保持客观、理性与辩证的立场，使整体性与体系化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基本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学术体系化的标杆。如针对“五十年”不变的机械性解读，他明确提出“50年不变不宜机械地理解”，并运用邓小平理论系统地论证“五十年不变”的辩证原理，明确提出“50年不变”是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是写入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的“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之一，并明确“50年不变”的内在逻辑与原理。

在“一国两制”理论体系化方面，杨允中先生是最早提出“一国两制”作为新型复合型交叉学科的学者之一，致力于构建基于“一国两制”的新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他强调，“一国两制”教学与研究有待系统化、网络化，“‘一国两制’理论是一部大书”，“特别行政区制度是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产物”等。他特别强调，“一国两制”理论的科学性、可行性要经得起社会现实的检验，其创新价值十分丰富，其启迪意义十分深刻。

在“一国两制”理论的研究方法上，他倡导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提出以宪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综合研究“一国两制”理论，实现方法论的综合化与体系化。他认为，“一国两制”是特别行政区的一大法制优势，它令特区在伟大祖国关怀、支持下享有水涨船高之利，可以有效提升综合竞争力，并保持旺盛生机与活力。

可以说，体系化是杨允中先生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的学术风格与方法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积极推动“一国两制”的学理化、体系化与精细化。杨允中先生曾表示，学习好、研究好、发展好香港基本法，是新时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要坚持将“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为两地长期繁荣稳定打下扎实稳定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理论中，“一国两制”理论是最具标志性的自主学术话语，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典范。我们要以学术话语凝练在“一国两制”实践中蕴含的哲理、学理与法理，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学者交流，将“一国两制”的学术话语推向国际社会，与国际学术话语衔接，进入主流的话语之中，为国际学术界认识、研究“一国两制”提供学术范畴与经验。

自主性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基于历史的关照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自主体系的目标设定还是具体构成要素，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比如，“一国两制”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浓厚中国政治文化底蕴，同时又体现主权、和平、包容与开放精神的国家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与捍卫人类文明价值的过程中，在没有任何先例的背景下，开创“一国两制”，使之成为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的成果，其意义已超越中国，具有国际性。对这一原创性的中国宪法制度的生动实践，我们需要以中国的学术语言与学术话语，凝练学术命题，使之成为原创性的中国思考与中国实践，并以学术话语探索具有解释力与说服力的“一国两制”理论范式。

在“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内地与港澳学者应积极挖掘“一国两制”这一源自中华大地的崭新的制度背后的历史与理论逻辑，以“一国两制”鲜活的实践丰富世界公法学体系，在知识变革的时代，让世界分享“一国两制”所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与共享”的价值理念。杨允中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的宝贵的学术遗产，它将成为不断变迁的“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借用杨允中先生于2012年《我的“一国两制”观》自序中的一句话结束我的发言。他说“本人虽日益逼近生命周期末端，但自问对‘一国两制’崭新事业心存厚望、充满期待，适当拓展观察的视角与深度，继续关注实践‘一国两制’的一些规律性认知，仍属必要与可能”。这是他的学术座右铭，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学者的使命、价值与担当。

（2025年6月28日在澳门学者联盟主办的“杨允中教授逝世一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