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基础理念
作者:刘莘  
    摘要:  本文通过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研究现状及概念争议的梳理,界定行政应急性原则的价值取向为秩序保护,体现为行政权的集中与扩张,公益优先、兼顾私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三个方面,进而总结行政应急原则的终极目标,即行政应急性原则最终还是要转化为如何合理配置行政权与保护相对人权利这一经典问题。在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兼顾公共秩序与公民自由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制度安排。最后,在应急状态下,公权力要有一种内部的平衡。
    关键词:  行政 应急性 原则 状态 秩序

引言

行政应急性原则首倡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学界鲜有论及,直至非典事件,才被学者从故纸堆中“应急”拾起,用以阐释政府在应对非典过程中某些“与法无据”或“形式违法”的行为。由此可见,“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的长期忽略,直接影响到我国行政应急法制的建设工作,导致了我国应急法制建设的落后局面。”非典至今已九载,2007年《突发事件法》亦已出台,然而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研究却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的释义、呼吁阶段,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进展。研究行政应急性原则大有必要,系统梳理应急原则的基础理念更是为行政应急原则的确立夯实基础。

一、行政应急性原则概述

(一)行政应急性原则范围界定

给行政应急性原则下一个妥善、准确的定义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影响定义的是内涵、外延,而学界对此存在诸多不同的理解:

1.适用领域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行政应急性原则适用于“突发事件”,即“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特别是公共危机状态下”;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除“公共危机状态”或“应急状态”外,行政应急性原则尤其适用于战争、戒严、总动员等情形更加严峻的“紧急状态”;还有的学者对此不加区分,仅笼统的指出适用“紧急情况”、“必要情况”等。适用领域的争论,实际上是从宏观上关于界定应急性原则适用范围的争议。对此笔者认为,按照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科学分类,突发事件的四类情形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四类情形都是非常态的紧急情形,就都应该属于适用应急性原则的情形。

2.适用阶段的争议。这是关于应急性原则应当适用于“危机”哪个阶段的争议。一般而言,危机管理可分为危机预防与准备、危机应对、事后恢复等阶段。绝大部分学者都赞同行政应急性原则适是危机应对阶段的紧急处置原则,但是也有学者将其延伸到预防和准备领域,指出行政应急性原则“同时也为常态下的各种应急准备工作(如应急工作机构的建设、应急队伍的常规建设、应急物资的储备更替,等等)提供指导和依据。”笔者认为,危机预防工作和危机后的恢复工作都可以在常态法制框架内完成,所以就应急性原则而论,应当适用于非常态的应急情况,所以事前和事后的这两个阶段不宜适用应急原则。因为应急性原则的使用是一种情非得已的状况,那些显然可以按照常态法制从事的工作当然就没有必要适用应急性原则。

3.对内涵认识不同。有学者以合法性原则为基准,映射行政应急性原则,指出行政应急性原则表现为“国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抵触或者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行动和措施,但将其产生的法律后果视为有效……。”亦有学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指出行政应急性原则既包括“可以采取有行政法依据的行为,也可作出一些没有具体法律规范依据的行为。”

还有的学者以对相对人权利的限制来衡量行政应急性原则,即“行政应急性原则,是行政主体运用紧急权力,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包括采取必要的对个别人正常权利和利益带来某些限制和影响的措施,来应对瘟疫、灾害、事故等紧急情况,迅速处理突发事件以减少损失。”

笔者认为,无论是限制公民权利还是做出是否有法律依据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因为在常态下,行政机关的活动是依法行政,尤其是对公民权益有实质影响的法律行为,更是要有法律依据。但是在应急的时候采用在常态状况下不宜采用的手段,限缩公民权利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应急原则就是要在非常态的情况下,也建立一种法治秩序,行政机关可能采用一种非常态手段应急,但是这种非常态手段的运用,虽然不是“规定动作”,却仍然是在法治框架内的“允许动作”。

4.对行政应急性原则与宪法及宪法权利的关系认识不同。有学者指出,行政应急性原则可以“停止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中断某些宪法和法律条款……”;也有学者认为,行政应急性原则不能突破或停止宪法,仅是在必要情况下,“采取必要的对行政相对人法定权利和合法利益带来某种限制和影响的措施来应对紧急情况。”对此,笔者赞成后一看法,应急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应急要在法治框架内,当然更应当在宪法框架内。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活动的权力来源,应急的权力亦来源于宪法,不能本末倒置使应急可以废弃宪法。

其实从学者对行政应急性原则不同的看法中,我们可以品味出,人们对行政应急性原则最关心的是什么行政应急原则最终还是脱离不了行政法的经典话题,即如何合理配置行政权与保护相对人权利。在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兼顾公共秩序与公民自由的基础上,通过恰当的制度来安排和合理配置应急性权力与公民权利,这应当是行政应急性原则要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理想状态。

(二)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理论基础

1.紧急防卫与紧急避险说。西方法谚是:“自卫乃生存的第一法则。”因此该学说指出,国家在遭遇战乱或其它危险时拥有自卫权,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不受普通法律限制。

2.迫切需要与政治便宜说。该学说认为,当国家在面临紧急情况,穷尽一切正常手段都不能够挽救危机的时候,实施紧急权力就成为一种迫切需要。紧急权力的行使以客观的实际需求为依据,可以突破法律甚至是宪法的限制,采取的措施包括政府权力的扩大,程序的简易、人民权利的限制与毁损,等等。

3.排除妨害说。该学说认为,当民主宪政的秩序以及人民的生活遭受严重危机时,为了维护民主宪政,常常使用“以力制力”的方法来排除危害和障碍。国家紧急权行使最充分的理由是“维持民主宪政于不坠”,是一种“无奈而必要的恶”。

4.职能说。该学说指出,国家存在的基本或最大的理由是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当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有义务采取可能采取的手段给予救助。

5.动员说。依动员说法理,为克服危机,政府有必要集全国人力物力于一定的计划之下,可以对公民、法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对财产或社会物资进行紧急调配,包括专款划拨、强制征用、强制定价强制征调等。现代动员说理念有很大调整,如学者认为“将突发事件应急系统作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整体来看待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运用行政奖励、行政物质帮助以及行政处罚等多种行政行为方式,更好的动员全社会共同努力应对突发事件,渡过难关……”。

除上述理论外,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理论基础还包括:(1)国家及公共利益至上。“公益是最高的法律”,突发事件中个人利益需服从国家及公共利益。(2)实质法治主义。行政机关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违法或与法律相抵触的措施,具有形式上的违法性,但符合实质法治主义的要求。(3)服务论与平衡论。政府应以服务者的身份去为人民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应急状态下的服务;紧急状态立法的法理基础就在于,在通过立法的手段有效构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法律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实现政府权力的内部之间和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新的平衡。

应急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其存在的必要性陈述。笔者认为上述学说中,“紧急防卫与紧急避险说”、“迫切需要与政治便宜说”,“动员说”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指向说明应急原则存在的理由的,但是国家的存在并不是根本性理由。相反,“职能说”从国家存在的前提出发,即国家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以当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有义务采取可能的手段给予救助。因而这一说法最为可取。“排除妨害说”也具有很大的合理性。而“公共利益说”过于泛化,因为常态法治状况下,公共利益也是所有政府行政机关活动或者行为的理由,无法把常态法治与危机情况下的应急性原则在基础部分区分开。实质法治说、平衡论尚欠推敲。法律确实不是目的,但是以此说明应急的必要性,极易误导人们以为法律是手段,是可有可无的手段。另外从平衡论也很难推导出应急原则的必要性来。

二、行政应急性原则的价值取向

行政应急性原则“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行政应急性原则应以“秩序”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这与常态下的行政法原则有着很大的不同。

秩序按照《辞海》的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在常态下,法的目的价值,如自由、平等、秩序等是按照一定的位阶顺序排列在一起,秩序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位阶。“恐惧、期待、自由、秩序、责任、义务这些情感与价值,在常规下似乎边界清晰,但是从天而降的突发公共事件却经常变得如同一团纠缠不清的乱麻。”突发事件中,秩序价值位阶上升,当自由、权利等与其发生冲突时,秩序价值应当被优先考虑。突发事件意味着常态措施已不足以应对危机,社会有序运行的机制遭到破坏,超出了其自我控制、修复的能力,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处于危难境地,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控制事态的发展,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就成为国家机关应急处置的当务之急和目标。

行政应急性原则以秩序为其核心价值取向,具体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行政权的集中与扩张

与常态法制相对注重行政机关的消极责任不同,应急法制更加强调行政机关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积极责任。行政机关在公共应急体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有效控制局面,维护公共利益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行政机关必须享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有必要对传统的国家机关的分工、制衡体制进行一定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权力的纵向扩展,体现为行政权向立法权、司法权领域的扩展。二是权力的横向扩展,行政机关享有其他行政机关的权力,如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向中央国家机关转移、下级的行政权力向上级转移等。三是增设专门的应急处置或指挥机构,行政紧急权集中行使。例如,美国政府于1979年发布总统执行法,把各个不同的危机管理机构合并,成为一个全面应对危机的国家应急指挥机构,即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简称FEMA)。该机构直接向总统负责,报告并处理灾情。

(二)公共利益优先,兼顾个人利益

在政府与自由的永久话题上,危机意味着更多的政府而较少的自由。首先,在突发事件中,行政权力通常延伸至公民自治领域,为克服危机,公民权利和自由行使的范围将缩减。其次,有学者指出,公共利益并非一块整石,而是许多利益的平衡,具有多种利益组合而成的结构。在常态下,公共利益的实现,通常是对私人利益及权利维护、促进、调节的自然的过程,而在突发事件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却往往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约束或限制上,对个人利益的维护隐藏于公共利益的背面。行政应急的目的在于排除维持社会秩序的障碍,而非积极地为人民增进福利。最后,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讲,“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危及的对象是公共安全,当采取紧急措施维护公共安全时,投入的成本除了公共财政的支出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私益的非对称性支出。从私人的角度看,这种成本的投入原本并非计算之内,因此该投入形成其利益的损失,表现为私益增值机会的失却、私益的直接减损和私益成本的增加。”

(三)效率优先,兼顾公正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行政应急选择了以效率为主,兼顾公正。突发事件的危急性要求行政处置的高效率性,这集中体现在行政应急程序上。行政应急程序一般可以分为事前程序、事中程序及事后程序,为了提高效率,法律一般对事中程序不做详细规定,而是强化事前和事后程序,例如行政应急的启动、结束程序以及事后追认程序等。此外,出于行政效能的考虑,行政应急还多适用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如《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三、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行政紧急处置权与行政机关在平常的社会管理中所行使的行政权力有所不同,它可能会改变平时法中所规定的国家机关和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行政应急性原则最直观的体现是行政权的急剧膨胀:一是行政权自身的集中,并向其他国家权力扩张,打破了常态下三权分立和权力制约所造成的种种限制。二是行政权向市民自治的领域扩张,往往体现为人权克减,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范围受到限制。因此,在应急状态下,实现公权力内部的平衡以及政府权力在维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公民权利的平衡,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就构成了行政应急性原则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权力机关的克制

1.授权立法。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对于专属于法律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因此,在我国,狭义的授权立法是指立法机关委托国务院,在授权范围内,替立法机关立法的一种制度。广义的授权立法则指法律法规制定主体将自身的立法权限授予其他主体—主要是比自己级别低但更接近实践的主体。

在应急状态下,情况紧急,只在有限时段开会的国家立法机关,往往无法胜任立法的任务,立法机关势必将部分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制定应急性法律来应对危机。如英国的《突发事件法》第19条规定,当条件成就时,女王陛下可以命令议会制定应急法规,但是若可能会严重贻误时机,高级内阁大臣应当制定应急法规。第25条规定,高级内阁大臣所制定应急法规,在制定30天之后或在法规确定的更早的时间内应当停止效力。

授权立法一般而言应当限于具体、明确的事项,有的时候这种授权立法还要有时间限制。但实际上,立法机关经常通过法律的形式,宽泛地授权行政机关在应急状态下制定应急性法令或规章的权力。如《加拿大应急管理法》第8条第1款规定,一旦公共紧急财产事件声明生效,总理有合理理由,并认为制定法令或规章是必须的,有权对本法所列举的相关事项制定法令或规章。再如《日本灾害应对基本法》第109条规定,面临灾害紧急事态,为维持国家经济秩序及保障公共福祉而紧急需要,处于国会闭会期间或者众议院解散期间且来不及决定召集临时国会或者请求参议院紧急召开会议采取措施时,内阁可以为就下列事项采取必要措施,制定政令。

2.行政紧急命令。行政机关通过授权立法应对突发事件是法治的要求,然而立法程序毕竟相对繁琐,有时难以满足现实的急迫需求。因此,行政机关往往还可以制定各项紧急命令或指示,这也同样意味着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力转移到行政机关。

英国《突发事件应当法》第6条规定,紧急事件发生后,符合制定法规的条件,但是时间紧迫不足以制定法规,大臣应当通过自由裁量权,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作出命令或指示,命令或指示应当在其被发布之日起第21天终止效力(但是发布新命令或指示的权力并不停止)。美国《斯坦福法案》第405条规定,总统可以授权任何联邦机构,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对由于重大灾害造成的损害或毁坏的美国政府享有所有权的设施,进行修理、重建、修复或更换。如果总统认定这种修理、修复或更换非常的重要和紧迫,那么可以不等具体的立法授权或提供的拨款并且不需要经国会委员会的批准,而直接进行。

行政紧急命令也是我国应对非典事件的重要手段。非典事件中,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发布了大量的决定、命令,而未采取立法的方式。然而这些规定或命令往往没有法律依据或与法律相抵触。如国务院始终未曾宣布“非典”属于甲类传染病,在实践中却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参照甲类传染病对非典患者、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实施医学隔离及观察,并且突破了《传染病防治法》在隔离范围及种类上的限制,扩大至“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疫情居民区的生活隔离”以及“其他场所的强制体检”等。这种规定或命令符合现实的紧迫性和合理性要求,但由于涉及人身自由的限制,应当由法律规定。借鉴上述英国的经验,我国紧急命令自动失效的条款以及权力机关事后审查制度,尚须完善。

(二)司法权的受限

1.应急状态下司法权行使的客观限制。在突发事件中,司法权很可能因客观的限制而无法正常行使。对此,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形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对于因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突发事件法》第13条规定,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英国《突发事件法》第21条也规定了类似我国的指定管辖制度,即“授予法庭或陪审团审判权(包括由法规建立的特别法庭)”。第24条规定,建立特别法庭的应急法规在高级内阁大臣同特别法庭委员会协商前,不应当被制定,但高级内阁成员由于紧急事务,认为必要时不必经过协商也可制定。

2.行政应急立法作为司法权行使的依据。应急状态下行政机关会制定发布一系列的行政法令,甚至替代立法机关制定应急法规。这些法律规定是法院在应急状态下依法行使司法权的重要依据甚至可能是唯一依据。其内容、地位也会对法院审理案件时的法律选择适用造成影响。例如,英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2条规定,内阁大臣制定应急法规的相关条款,其效力高于其他由法律或根据法律规定的条款。第21条应急法规的范围规定,对于下列行为给予惩罚(a)违反法规条款;(b)违反根据法规发布的指示或命令;(c)妨碍个人执行法规赋予的职能;第22条规定,应急法规不得—创设第21条第(3)款第①项以外的处罚;未经地方法庭、在苏格兰未经地方官非正式的审判,进行处罚;改变刑事审判的程序。再如,加拿大《应急管理法》第8条规定第1款,一旦公共财产紧急事件声明生效,总理可以依据合理的理由,制定与解决此事件相关的规则和规则。

3.应急状态下当事人诉权的限制。依据“不告不理”的法理,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是法院司法权启动的前提。在美国宪政理论中,法院不能审查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决定的依据是政治问题,即尽管冲突本身可能符合通常的“具体争议要求”,法院为维护分权原则并尊重民主国家的其他机构,自动谢绝审查属于其他政府机构决定的问题。其中的原因在于,此类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法院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也缺少足够的能力予以解决,并且法院的判决也难以得到执行,一般是由领导人承担政治责任。

我国学者认为,紧急状态决定本身由于高度的政治性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在紧急状态决定后,国家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则纯粹属于法律行为,具有可诉性,相对人可以寻求司法救济。但是事实上,突发事件所引发的诉讼具有特殊性,各国对当事人的诉权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间接影响着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在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中,政府和有关部门无可避免会发布大量的命令、决定、指示、通知、通告、公告等,但是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于抽象行政行为是不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内的。

美国《斯坦福法案》第305条规定,联邦政府不应对基于联邦机构的分支或雇员在实施本法时的行为和表现;或者未能采取取行动或履行其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职责和职能而提出的赔偿请求承担责任。

韩国《灾害及安全管理基本法》第64条规定,因采取征收征用的措施造成损失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赔偿;由于中央行政机构的负责人采取措施引起上述的赔偿时,市长/道知事或市/郡/区首脑应举行讨论会。讨论会未能举行的,土地征用委员会可以根据《购置土地公共工程赔偿法》第五十一条)对赔偿申请做出裁定。

此外,基于突发事件中应急处置的高度政治性及自由裁量性,法院一般会高度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客观上也是一种司法权的谦抑。美国大法官施密特指出:惟有在该项措施(紧急措施)是明显的权力滥用,同时也完全不符合目的性,方可受到法官审查。亦即在该项措施并非拯救国家于危机者,法官才能行使否认该项措施合宪性的权限。

(三)行政权的扩张

1.应急状态下行政权种类的增加。包括紧急立法权和特别立法程序;紧急的财政权,主要是增加财政拨款和预算的变更;应急状态下的行政措施和特别行政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强制措施和对公民财产的限制与征用;警察力量特别使用和军队力量投入使用的条件和指挥等。

2.应急状态下的行政权与常态相比,具有更高的裁量性、强制性及效率性。(1)高度的裁量性。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等系属不确定法律概念,难以提供具体的内容进行法律解释学上的操作,进而为行政应急行为足够明确的指引。行政机关对危机形势严重程度的判断、应急措施的决策、种类、时限等问题都具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2)较高的强制性。应急状态下,行政应急措施往往是更加严厉的高权行政,常常体现为对相对人的财产或人身自由进行剥夺或限制。例如为应对危机,政府可以采取限制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等措施,也可以对公民的人身和住宅进行检查或者搜查,进行强制隔离和强制治疗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或者对公民、组织的财产进行搜查、检查、冻结、查封、扣押、销毁,相对人对此也有较高的容忍或服从的义务,否则就不足以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3)具有较高的效率性。与危机的突发性、严重性、紧迫性相适应,行政应急强调第一时间处置,如果在危机初始阶段就能采取及时、准确的措施,不仅可以有效的控制或延缓事态的蔓延,稳定人心及社会秩序,还可以为上级的部门决策及其他部门的采取应施赢得时间。在具体应急措施中,行政应急还特别强调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适用,如台湾《行政程序法》第103条第3款规定,情况紧急,如予陈述意见之机会,显然违背公益者,再行政机关得不给予陈述意见之机会。再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3条第3款规定,行政厅在作出不利处分的场合,除因紧急而无暇出示理由外,对不利处分的接受者,须出示构成该不利处分根据的理由。但是,当因紧急未出示理由时,应在处分后一定期限内出示理由。

3.在行政机构上,往往还会设置应急性行政机构,集中行使行政权。从世界危机管理较为成熟的国家的经验来看,每一次大的危机的发生,往往伴随着新的应急性行政机构的设立,这些机构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权力集中于一身从而行使着相当广泛和综合的权力。以日本为例,自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于1996年2月成立了“内阁官房危机管理小组”,1998年4月该“小组”改为“内阁危机管理监”,官职为副官长。其职责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1)分析事件形势,做出第一判断;(2)迅速与有关部委联络进行综合协调,发布最初的应急措施;(3)辅助总理大臣采取相应对策。不久又将“内阁危机管理监”改为“内阁安全保障与危机管理室”,将由警察厅行使的部分职权归于该“管理室”。到2001年,日本政府进一步改革其危机管理体制,扩大了“管理室”的权力,并提高了它的行政级别,将原来设在国土厅的防灾减灾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防灾会议”设在内阁府,在内阁成员中新增一名防灾大臣,将“管理室”直接作为“中央防灾会议”的办事机构,人员也由原来的36人增加到50人。

结语

行政应急是当今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行政应急性原则在较长的时间却一直处于行政法学的边缘地带,缺少必要的系统理论分析与阐述。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理念、地位、与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的关系及是否构成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突发事件应对法》颁行才数年,已经暴露出种种问题,2011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已经开展了对《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的调研。这昭示着学界有必要结合实践,加强对行政应急性原则的研究,进一步指导并推进我国行政应急法制建设。

注释:
在对我国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探讨中,龚祥瑞、罗豪才等提出行政应急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是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龚祥瑞、陈国尧:《行政应变性原则》,载《法学杂志》1986年第6期。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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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莘(1956-2018),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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