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行政法研究所2019年年会暨 “比较行政法视野中的正当程序”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1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比较行政法研究所2019年年会暨“比较行政法视野中的正当程序”学术研讨会在明德法学楼725会议室顺利举行。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连泰、副教授刘玉姿,山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银翠,北京市法学会信息中心副主任白贵秀研究员,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欧元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副教授史全增,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邹艳晖,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北京城市学院、韶关学院等高校的师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北京市延庆区政府法制办等单位的专家及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主持。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教授致欢迎辞,对各位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杨建顺教授指出,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创立至今已历18载,在众多学者的支持下成为全国比较行政法研究的平台、联系各方行政法学者的纽带,尽管每一年议题不同,思考的问题也不一样,但终归落脚在广泛借鉴外国法经验,落脚在中国行政法的问题与现实,落脚在中国行政法治的进步、发展。杨建顺教授介绍说,在日本著名行政法学者南博方教授的文章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即“刚刚好的推荐”,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正当行政程序的理念与对行政法精髓的追求。“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这是经典行政法学家的经验总结,意味着无论规定多么详细,必须有一定空间以适应流变中的现实。但是,这种空间和余地也有可能被滥用,因此正当程序原理就发挥了作用。正当程序理念的坚持,应当是制约权力、规范权力以及支援权力的首要选项,是整个行政法中最首选的价值。正当程序是制约权力的选项,规范权力是行政法不变的追求,支援权力(利)是正当程序和行政法治的起点和归宿。新中国行政法治数十年来的成就与经验无不说明了这个问题。杨建顺教授强调指出,研究正当程序理念,进而促进实体和实质的正义,具有重大意义,而这正是本次年会的主题与目标,期待与会嘉宾充分研讨,助推我国学界继续开拓正当程序的研究。

本次年会开幕式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聘任仪式。所长杨建顺教授为特约研究员刘连泰教授,续聘研究员欧元军、史全增、黄硕,新聘研究员杨帆、邓静秋、刘玉姿、邓搴,以及助理研究员杨丽、刘学涛、吕明芳、周薇、戎慧琳、刘瑶、程健健等颁发聘书并合影。

本次研讨会分为“程序、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构成要素、价值追求及判断基准”、“行政裁量的过程规制与说明理由制度”“程序瑕疵的治愈与行政行为的效力”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 程序、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

本单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张步峰教授主持。

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建顺教授以《论土地征收的正当程序》为题作了报告。杨建顺教授的论文以刘广明案引发的思考为切入点,反思了保护规范理论适用中的问题,指出应当秉持一种过程论的视角,对土地征收程序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导入行政法政策学进行法与政策的判断,在此基础上探究正当程序的价值追求。通过日本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杨建顺教授将日本土地征收领域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政的各个层面的努力总结为三个“尽可能”,即尽可能确保土地空间“适正且合理的利用”,尽可能建立健全“公正、慎重的程序”,尽可能确保对被征收者“正当的补偿”,这值得中国土地征收工作借鉴。总而言之,应当坚持“难以判断时,就推定其为个人的法律利益”之权利性的推定理论。既要建立健全类似于日本土地收用委员会践行正当程序的工作机构,又要致力于完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相关工作程序,依法、科学、合理、有效地推进各类各项土地空间整序行政。让尽可能广泛的利害关系人,尽可能早期参与,尽可能充分表明意见,这三个“尽可能”体现了土地征收领域正当程序的基本理念,也是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有机结合的重要保障。

评议人厦门大学法学院刘连泰教授充分肯定了本篇论文的价值,并归纳了土地征收中的正当程序的三个意义。第一,征收的限制性,日本宪法上关于征收的规范是限制性的,而非授权性的,这奠定了土地征收保护人权的基调。第二,征收程序的正当性。土地征收是一个在法制史上早已有之的概念,清末就有土地收用条例,《物权法》起草中关于征收的规定也曾在民法学界引起广泛争论,但土地征收对于城市建设的必要性不可否认,故而其正当程序应得到充分认识,比如美国法上典型的征收一定是受正当程序理念约束,杨建顺教授提到的三个“尽可能”就是非常有益的扩展与细化。第三,征收中公共利益要件的补强,公共利益是一个非常宽泛而容易被滥用的概念,正当程序恰是补强这一要件的重要价值。

随后,中央财经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研究生刘学涛以《违反法定程序的典型案件司法审查探析》为题做了报告。刘学涛同学指出,程序合法是行政法基本原则,通过对实践中法院对法定程序的适用情况的分析有利于厘清正当程序与法定程序的区别与联系,进而优化法定程序条款在审判中适用。刘学涛同学在论文中汇总了29个案例,梳理了最高法院对该原则的适用导向的变化,并从概念、包含的内容、追求的价值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的区别,并对通过完善立法、完善先例适用、遵循成文法的程序规则标准、平衡当事人权益与行政权等方式逐步纳入正当程序,推进贯彻依法行政理念等进行了讨论。

评议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王叶臣首先肯定了本文运用的分析方法,指出具体的案例分析让论文有了更多的实践支撑。王叶臣处长从实务的角度,通过对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分析,阐述了对行政程序理念的认识,认为应当深化行政程序在实践上的要求,推动实践上的法定化。

第三位报告人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梅献中,以《群众围观拍摄与执法程序正义》为题做报告。梅献中副教授以三个案例为切入点,指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围观群众的拍摄执法行为往往会与行政机关发生冲突,进而发生严重后果。梅献中副教授分析指出,群众围观拍摄执法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应被视为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受法律保护。执法人员应习惯“在镜头下执法”,遵循宽容性、完整性、合法性、规范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同时,也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各种行政行为的实施程序进行原则性规范,这是行政程序法应当完成的功能。

广东海洋大学法政学院讲师邓搴进行了评议。邓搴老师认为,群众围观拍摄等监督行政执法的行为应从多个角度理解,一方面为公安机关执法提供了更多辅助,有利于通过收集证据,调查取证等手段规范城市乱象,此外也是一种相互监督与社会监督。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公民的其他权利也会产生影响,尤其是当政府提供奖励的情形下,极少数投机主义者为了获利,成为职业拍摄人,侵犯公民隐私权等正当权利,激起了公众反感。故而应当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建构适当程序,来引导和规范公民辅助执法的行为。比如建构一定的标准,进行一定的培训,做一些技术上的辅导,建构一定的标准等等,对于提升行政执法的能力相当有必要。而这些都离不开正当程序价值的支持。

在自由发言环节,白贵秀研究员肯定了邓搴老师的观点,指出执法取证的高权性要求公民的取证只能作为辅助。刘连泰教授评议刘学涛同学的论文,认为应当深入思考正当程序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黄硕助理研究员提出,梅献中副教授的论文可以从地方立法事项的角度深入思考,考虑地方立法是否可以成为市民有权对执法活动进行录音录像、进而对行政执法进行监督的依据。

第一单元第二部分由山西大学法学院赵银翠副教授主持。

首先,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欧元军教授以《公安案件法制审核制度功能探究》为题做出了报告。欧元军教授区分了公安案件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指出我国国家治理模式越来越倾向于内部权力的自我监督,而外部监督的路径与西方显著不同,对西方的形式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随后探讨了以美国警察法为代表的域外经验,首先是行政自我拘束理念,这一理论强调自我拘束与自我规制以“自我评价”为基础属性,在一定条件下豁免于司法审查,这也是出于警察执法特殊性的需要。欧元军教授认为,基于法制审核基本价值考量,借鉴域外警察法治经验,可以整合行政执法内部监督论和执法过程论,将公安案件法制审核制度的功能设定为对执法活动的自我评价与法律资源支持,更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行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史全增副教授进行了评议。史全增副教授在肯定本文实践意义的基础上,从以下四点展开评议:首先,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诸如案件责任制与法制审核的实质与形式之争。第二,如何理解法制审核时的合法问题与合理问题。第三,关注效率和效益的异同。第四,关注内部审核和外部审核的关系。处理好这几对矛盾,也是杨建顺教授提到的约束与规范制约“刚刚好”的要求。

第二位报告人日本国一橋大学法学博士杨帆,以《论行政复议制度的程序公正》为题做了报告。杨帆博士结合《行政复议法》亟待修改的核心问题展开对行政复议功能定位与在行政救济中的整体定位的思考,与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法》进行比较法上的观察。杨帆博士认为,应重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纠错机制的属性,在加强与深化行政复议的简易迅速性的基础上,加强对于行政相对方权利救济的制度程序保障,而非一味追求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化。关于行政复议行政性与准司法性之间的矛盾,应深刻理解行政复议制度包含的自我纠错、减轻相对人救济成本、减轻司法机关负担的三大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调和行政性与准司法性的矛盾。当然行政性可能引发对其中立性与公正性的质疑,这就需要从程序公正的视角加以完善,这既包括内部的程序公正保障也包括外部的程序公正保障,前者包括审理主宰者的中立性与三者审理结构的完善、审理的程序性保障、审理的迅速性保障等三个层面,后者包括主体与审查的中立性、专业性的保障、资源分配的观点等层面。最后,杨帆博士以“大门与小门”为类比,阐述了哪些和如何“留白”以及哪些能够“进出”的道理,以“能进能出”和“宽窄适应”为目的追求,生动地阐述了他对比较法研究的思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邓静秋博士对本文进行了评议。邓静秋老师首先肯定了文章本身的选题和问题意识,指出在《行政复议法》修改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行政复议制度的程序公正,提升对行政复议的认识,对法律的完善很有帮助。而公正的程序是行政机关内部纠错的一种制度,本身是具有司法性因素的行政行为,对其认识应当从过程论的视角展开,遵循并反映自身的规律。其次肯定了论文的整体思路,并指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差异、复议制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二者之间的一些差别,对此进行深入思考有利于厘清在后续程序性的建构中分别应实现何种目标和功能。第三,肯定了论文在比较法研究上的价值。邓静秋老师认为,杨帆博士运用在日本学习的扎实经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向不太熟悉日本行政法的学者介绍日本行政复议的严格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法上对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为中国行政复议法的程序建构提供了宝贵参照。

第三位报告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体战训学院硕士研究生孙文夕,以《警察执法过程中情绪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为题做了报告。孙文夕同学从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情绪控制问题入手,指出情绪能力属于心理能力的一种,并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认为情绪能力包括感受、表达与执法对象。结合执法工作特点与执法能力的性质指出,没有较强的情绪能力,自身调节情绪的意识不到位,现场的倦怠情绪,对自身负面情绪缺乏感知等问题,可能导致过度执法和执法不作为,对执法水平和执法效果具有负面影响。孙文夕同学认为,美国法关于警察情绪能力的培养有非常成熟的实践,如社会情绪学习、应激训练、移情能力训练等等,值得中国法参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莫勋哲对本文进行了评议,认为本文从警察执法中情绪能力的概念、对行政执法效果的影响、问题解决的路径这一逻辑进行研究,具有实践和现实面向,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法律中的人”通常是一个抽象人格,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齿轮而存在,这种认识容易忽略个体的情绪问题及影响,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传统行政法学限制行政恣意注重规则导向的治理,通过程序设计、裁量基准的设定以控制行政合法性,相对容易忽视作为“软环境”的执法人员情绪能力。在认识到规则导向治理模式不足的基础上,再从执法人员情绪能力培养的角度加以完善,可能会让论文的视角更为全面和更具有说服力。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程健健以《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及其对立法的启示》为题做了报告。一方面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说明正当程序原则在适用中的情况;另一方面从比较法上大致梳理了正当程序的渊源。指出正当程序原则作为一个没有被明文规定于法律之中,但其精神却被写入判决书中的原则,应在学界得到充分重视,进而在实践中贯彻正当程序的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滨展开了评议,肯定了本文在学习与探索上的价值,并在阅读上与措辞方面对本文的完善提出建议,对后续研究进行了鼓励。

在自由发言环节赵银翠副教授对本部分报告的论文进行总结,肯定了杨帆博士在选题上的现实性与价值,并指出厘清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衔接,厘清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之间的界限仍为未解决的重中之重,值得学界持续积极探索。对于两位硕士生同学的报告从论文写作的角度提出建议,指出应体现比较的特点,对于程序问题的思考要兼顾其自身的价值和工具性价值,这既是论文写作客观性与全面性的需要,也是一种务实负责的研究态度。

第二单元 正当程序的构成要素、价值追求及判断基准

本单元由厦门大学法学院刘连泰教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与犯罪学学院史全增副教授,以《论贫困大学生资助政策制定中的需求导向》为题进行报告。史全增副教授以身边的贫困大学生为例,讲述了论文写作的原因。他指出,目前我国贫困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未能区分与满足不同的资助需求,助学金还是属于行政奖励?受给付行政的法原理拘束,裁量也应受到拘束,政府在制定贫困大学生资助政策时的裁量权也应当遵循给付行政的法原则,特别是社会国家原则、补完性原则等。同时大学生资助问题也受到政策的引导,目前资助大学生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较多的重视,而只是以大学生获得资助为目的。现在大学生更加强调自我实现和尊重,所以需要保障贫困大学生有尊严的接受资助,有尊严的生活。贫困大学生资助政策偏离需求导向的原因主要是财政投入不足、公众参与的匮乏、资助项目的定位偏差。对此,史全增副教授提出以下完善路径:第一,重视政府的补完性义务,建构充分保障型的资助政策。第二,以正当程序统制政策形成过程,促进公众的充分参与。第三,科学确定资助项目的定位,突出国家助学金的救助作用。

北京市法学会信息中心副主任白贵秀研究员对史全增副教授的报告作了评议。她指出,高等教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让在读大学生对学费问题十分担忧,这说明国家的制度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没有照顾到偏僻的山村。现在讲究“精准扶贫,扶贫先扶智”,也体现了教育的重要性。目前的扶贫政策更应该注意到制度的合理性,同时也可以考虑如何精准扶贫的问题,以及资助贫困大学生的同时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尊严。

第二位报告人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生王晨赟同学,以《论正当程序原则的价值追求》为题进行了报告。王晨赟同学指出,我国行政法规范中并未规定有关正当程序,这表明,正当程序不是能够直接产生约束力的法律规范,而是一种贯穿于整个司法过程中的正义性理念、学说。通过梳理多个案件,结合国外判例和我国实践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对程序的裁量应当遵循正当程序,法院也应当运用正当程序原则来审查行政程序裁量。王晨赟同学介绍了正当程序的构成要件、效力根据以及保障相对人权利与维护法秩序的价值基础,探讨了有关正当程序原则如何适用这一关键问题,最后落脚于对正当程序的价值探讨,认为应该注重正当程序内在的独立价值。

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余文清对王晨赟同学的论文进行了评议,将其论文归纳为四个要点:首先是没有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如何引入的问题。其次是法院如何判断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裁量中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问题。第三是如何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并作为一个判断标准。第四是司法适用的逻辑和空间。余文清同学对该文章分析法院运用司法程序裁量的逻辑进行了剖析。

自由发言环节,中信信托责任有限公司纪委办公室的刘炳言先生对史全增副教授的文章谈了自己的看法,确认了目前资助大学生的投入还存在失衡和不合理的地方,认为贷款不能替代国家助学金的作用,对于大学生的情况需要进行区分,政策的制定应当更加严谨。梅献中副教授认为对法律程序、正当程序和正当法律程序应当作区分和界定,正当不一定合法,合法不一定正当。主持人刘连泰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目前我国对于资助学生的投入还存在失衡和不足的问题;学界对于法律程序、正当程序和正当法律程序存在混用的情况,正当程序和法律程序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分。

第三单元 行政裁量的过程规制与说明理由制度

本单元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天昊助理教授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是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何倩副教授,以《我国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分析》进行报告,主题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旨在探究行政机关原有的环境行政处罚措施的实施效果。2010年《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区分了行政处罚和行政命令,但2014年《环境保护法》弱化了这一区分。目前的责令改正、责令限制生产、责令停产整治等措施的性质目前还存在争议。另外,在考量行政处罚措施之后,还需要对行政处罚的额度进行分析。在环境处罚中,不同污染源造成的污染事故,在裁量基准中采用了相同的标准,但其处罚额度却有所不同,并且也没有具体的计算方法说明。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为例,各种裁量基准各不相同。存在裁量因子不同、裁量的技术方法不同、裁量格次差异比较大、裁量基准的细分程度不同的现象,处罚标准很不统一,在适用上存在较大的问题。环境行政处罚的功能在惩罚和威慑方面,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还是有所不同。而地方裁量基准差别如此之大,该如何规制,需要认真对待。

评议人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钟娟副教授认为,在整个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裁量无处不在。何老师的论文也正契合了我国目前的建设“五位一体”的要求,生态文明的落实需要大家在每个节点加以落实。在法的问题上如何处罚、如何规范生态环境污染的问题,如何压缩裁量的基准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论文中大量的文本分析值得肯定,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的立法的比较分析,得出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和额度都不相同的结论。而目前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如何解决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第二位报告人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律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的黄硕助理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论澳门城市执法的程序性裁量统制及其借鉴意义》。首先分析了澳门行政法背后的裁量统制理论,结合葡萄牙行政法的规定对裁量和裁量统制进行了定义。在影响统制裁量的几种因素中,葡萄牙行政法尤其强调立法目的对于裁量的统治,但由于目的具有抽象性,引入了说明理由这一行政程序。澳门对于城市执法过程中行使裁量权的统制主要是立法统制。在立法中的相关规定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以适度原则进行的限制,其次是以平等原则进行的限制,第三类是以正当程序来规范裁量权的适用。其中第三类最为重要,正当程序的相关规定又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执法机关说明理由的义务,澳门在《行政程序法典》中通过一般原则、义务和要件、以及特别规定进行了规定;第二类是行政相对人的信息公开请求权;第三类是利害关系人参与制度、陈述申辩的规定,特点是多次强调通知这一告知程序,此外还包括陈述、辩护和听证程序。通过跟香港、澳门的比较研究,我们看到,裁量基准制度建设可以发展成为我国内地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机制中的一项制度优势。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邹艳晖副教授进行了评议,首先分析了文章亮点,认为题目的切入点非常新颖,从澳门当时1994年程序法典为一切入视角;同时分析的问题又具有实践价值、非常接地气地分析了行政执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而提出了几点意见。首先文章题目与大陆立法语境中的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程序执法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使用大陆的常用概念和用语。同时推荐了《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这一文章,原因在于这篇文章具有权威、全面、严谨、通俗易懂的优点,强调了行政的精髓在于裁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彭博同学,以《我国行政裁量说明理由的规则建构》为题进行了报告。彭博同学首先介绍了目前我国行政裁量说明理由主要局限在侵益行为,所以文章主要从授益行为的说明理由制度进行建构。说明理由制度也是对于行政裁量的程序性规制。当前我国行政裁量说明理由制度在制度规定层面、行政执法层面以及司法实践层面都不够完备。裁量说明理由制度可以弥补裁量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方便法院司法审查。授益和侵益是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不能简单地以授益和侵益来衡量行政行为是否需要说明理由。说明理由实际上并没有给行政机关造成负担,只是将行政机关的裁量过程展现给公众。彭博同学提到,说明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对裁量过程的理由说明。说明理由的时间不能局限在作出前和作出时,授益行为和侵益行为的说明理由之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说明理由瑕疵的认定不能采用形式标准而要采用实质标准。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我国对于行政裁量说明理由制度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

东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吕武副教授对彭博同学的论文进行了评议,认为文章对于行政裁量中说明理由制度的专项问题的研究很充分,并且有很大的实践意义。文章的第一部分跳出了传统的研究范式,从问题入手。在论文的研究背景部分,应当表明行政裁量的研究在构建我国法治体系中有怎样的意义。目前我国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已经将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手段纳入其中,势必对说明理由制度有影响,文章还可以在这部分予以充分的考量和设计。

在自由发言环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刘瑶同学对彭博同学的文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警察使用武器的时候也应当说明理由。赵银翠教授认为,实践中裁量基准的制定没有明确的要求,裁量基准的制定更多是一种政治任务,在制度建构上是没有顶层建筑的,如何规范基准的制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张步峰教授对何倩副教授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环保部制定的文件比较粗糙,执法的专业性很强,制定裁量基准需要分类,建议论文写其中一类即可。并且对于行政处罚的分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能简单地做分类。黄硕助理研究员补充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实际中裁量基准的制定也不统一,这是未来学界与实践应关注的重点。

第四单元 程序瑕疵的治愈与行政行为的效力

本单元由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邹艳晖主持。

第一位报告人山西大学法学院赵银翠副教授,以《论行政程序重启的实践、理论及制度构建》为题进行报告。论文的问题始于“王建设诉兰考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一审、二审以及再审的不同处理。并将处理中的问题集中归纳五个理论问题。首先介绍了行政程序重启中的基本理论,行政行为生效之后,持续有效,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均产生约束作用。具体到行政程序中主要包括是否有权重启行政程序、相对人是否有权请求行政机关重新启动行政程序以及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拒绝重启决定的可诉性这三个问题。在建构行政程序重开时首先应当区分作为职权的行政程序重启和作为义务的行政程序重启,为此应当区分程序重启的酌定事项和法定事项。在此基础之上,参照德国联邦行政程序重开的要件,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可就行政程序重启的条件分别作出规定。在作为职权的行政程序重启条件的规定上,主要思路是应当区分违法行政行为和合法行政行为,重点在于相关权益之间的权衡。

厦门大学法学院刘玉姿副教授对赵银翠副教授的这篇文章进行评议,认为文章中提炼出了与重启有关的五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作了非常完整的论述,但也存在一些疑问:首先是存在价值预设的问题,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下对于程序重启分析的观点会有所不同,如果是工具主义的视角可能会导致程序是否重开的裁量收到实体判断的影响。同时目前对于利益衡量的问题,主流判断方法是美国判例中的利益衡量标准,在赵老师的文章中,区分了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请求权,如果是工具主义的观点就会将其消解为行为效力的问题;如果是本位主义的观点就要求体现程序处理的独立价值。这也涉及到程序重开应当适用规则式还是原则式的规制方法,赵老师这一篇论文的观点介乎于两种之间偏向于工具主义的立场。但工具主义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对于重启的本身价值。同时基于裁量权的重启和基于义务的重启,引入了主观公权利的观点,与之相关的是保护规范理论判断。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完全体现保护规范理论的要求。

第二位报告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封蔚然,以《论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为题进行报告。首先提出无瑕疵是行政行为应有的状态,但行政行为出现瑕疵又是难以避免的。而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讨论也较少,尚未形成通说。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理论最早源于德国行政法,随后在日本行政法中得到了承继和发展。行政行为瑕疵治愈的理论基础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原理及法治行政原理。我国对有瑕疵行政行为的处理主要规定了撤销、确认无效、确认违法三种模式,欠缺行政行为瑕疵治愈的相关制度规范。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作为对有瑕疵行政行为处理的重要补充机制亟待健全。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对解决实务中的诸多问题有很强的意义,对于轻微程序违法,不影响相对人的利益的,应当允许承认瑕疵治愈维持其效力。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是迈向理想法治社会的重要过渡机制。行政行为瑕疵治愈的实行需要完善行政机关的授权追认、夯实行政机关的说明理由责任、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全面审查作用、监督与指导作用,并且通过完善行政瑕疵治愈的评价、反馈、追责机制来保障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行政行为瑕疵治愈的制度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细化行政行为瑕疵及其治愈的认定标准,助推早日建成法治政府。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王心禾进行了评议,认为行政行为自我改善、自我校对十分重要,这篇论文是一个好的基础和开端,还可以观察英美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如何与现有的制度进行衔接,相对人的请求权的保障,如何启动救济程序等问题是进一步需要研究的对象。

自由发言环节中,陈天昊助理教授对封蔚然同学的论文提出了建议,认为写作时要更多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理论为导向。行政行为瑕疵的治愈是可以平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积极性。可以在判例中梳理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对行政行为瑕疵进行治愈,可以使文章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最后引入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基于西方的理论方向提出中国的理论模式。梅献中副教授也对蔚然博士的论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行政行为的瑕疵问题主要还是行政程序的瑕疵问题,建议从类型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史全增副教授对赵银翠副教授的论文从修改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论文的题目还应进行提炼。史全增副教授对封蔚然同学的论文进行评议,认为论文应当再细化一些,需要明确行政行为瑕疵治愈的主体。

闭幕式由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秘书长张步峰教授主持,所长杨建顺教授作总结发言。杨建顺教授对支持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发展的历届研究员们以及此次会议的与会代表、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充分肯定了本次年会的成效性,并对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展现的潜力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应当在确认、承继和发展的理念下,勇于从比较法视野进行探索,打破既有认识,拓宽视野,将问题放到行政过程中去研究。最后,杨建顺教授向大家提出殷切勉励,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文     程皓楠 周  薇 吕明芳 戎慧琳

图     夏  娜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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