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席卷亚洲
作者:李钟和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成为无数讨论的主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民粹主义者的错误政策往往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现在,这些风险正波及亚洲。

民粹主义并不存在明确的定义。它可以是指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或文化。它可能反映左翼或右翼的观点,而且往往要放在特定国家的大背景下进行解读。

但是,民粹主义的不同版本往往具有共同的特点。民粹主义政党通常由一名充满魅力的个人领导,此人将“腐败的精英”和“外来者”同“民众”对立起来,民粹主义者则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真实意愿。当民众因为经济和社会差异日益扩大、不安全感加剧或明显的腐败现象,而对建制派领导人或政党深感失望时,这种做法最为有效。

然而,一旦掌权,民粹主义者会使情况变得更糟。首先,他们经常破坏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制度,包括旨在约束机构过度扩张和防止权力滥用的制衡制度。他们声称,这些制度妨碍了他们为“民众”服务的能力。

在拉丁美洲,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Evo Morales)、哥伦比亚的乌里韦(Alvaro Uribe)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Chavez)利用公投来实施重大的宪法改革,延长了总统的任期限制,并限制了反对党、司法机关和媒体,结果导致法治和制度质量的恶化。

民粹主义者的经济记录同样糟糕。经济学家多恩布施(Rudi Dornbusch)和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认为,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大多“强调增长和收入分配”,而没有考虑“通胀和赤字财政的风险、外部制约因素,以及经济机构对激进的非市场政策的反应”。因此,这导致投资、经济效率以及生产力增长的减弱,从长远来看,这些趋势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

尽管今天的民粹主义者并未追求过于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他们仍然依赖财政刺激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例如,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鼓吹财政纪律,但支出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尤其是2017年实施的大规模企业减税)正在推高联邦预算赤字。此外,特朗普也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然而,尽管民粹主义者在西方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亚洲选民却越来越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印度的莫迪、印度尼西亚的佐科和菲律宾的杜特尔特都是这方面的证明。

诚然,民粹主义对亚洲而言,并非一种全新现象。在菲律宾,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就通过把自己塑造成穷人的捍卫者而赢得1998年的总统大选,长期扮演下层阶级英雄的表演经验更是加强了他的这一形象。尽管他确实实施了全面的减贫计划,但其中大多数收效甚微,尤其是这些计划受到政治分肥的拖累。

同样,白手起家的电信大亨达信也凭借他精心塑造的“民众”(尤其是贫困农民)形象,于2001年当选泰国首相。他一上台,同样实施了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包括全民医疗保健,但设计缺陷导致赤字激增和服务质量低下。由于面对一系列腐败指控,他于2006年被军方赶下台。但他在泰国穷人中依然很受欢迎。

文化上的不满,才是促使人们支持当今亚洲民粹主义者的主因。正如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观察到的,在欧美部分地区,强大的文化趋势,如城市化及“后物质主义”(拥抱世俗主义、个人自治和多样性),正在使年纪较大、社会观点保守的民众,在自己的土地上感觉像陌生人。

这种感觉激起了对民粹主义者的支持。对民粹主义者而言,民众是一个本土群体的成员,必须保护他们不受移民、罪犯、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以及世界精英的侵害。宗教传统主义、法律和秩序以及国家主权等概念,为歧视性政策提供了有用的借口,例如特朗普(不一定合法)的移民镇压行动。

正是这种文化民粹主义在亚洲大行其道。杜特尔特通过将罪犯塑造为人民公敌来维持自身的声望。而且,由于必须消灭敌人,在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间,有近5000名涉嫌吸毒者和毒贩遭执法部门法外处决,以加强法治。尽管莫迪政府未能兑现对选民的承诺,但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使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今年春天的选举中,得以增加在国会中的多数席位。

现在,东北亚正被民粹主义浪潮席卷。韩国总统文在寅于2017年当选,他的支持者就是那些厌恶政界及商界精英勾结、未能满足其需求的选民。他的政府推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包括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及社会福利支出。

最近的一项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显示,香港和台湾的民众,与韩国民众一样,都怀有极高的反建制情绪,而且对经济不平等非常不满。因此,民粹主义蓬勃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

为降低民粹主义的风险,负责任的亚洲领导人必须竭尽全力增强民主机构抵御潜在破坏因素的能力,同时确保选民充分了解民粹主义的糟糕记录。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通过推行以包容性增长为重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使民粹主义者没有市场。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方式解决民众的经济困境,亚洲领导人才能防止他们的国家沦为虚假承诺和文化不安全感被利用的牺牲品。

作者简介:李钟和,高丽大学亚洲研究所经济学教授兼主任。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19年8月7日。
发布时间:20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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