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
作者:卓南生  

依据战后宪法的规定,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而无“统治”的实权,所谓的如何评价“平成30年”,并不是谈论明仁天皇施政的得与失,而是论述这30年来自民党等保守政权主宰下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动向或现象(包括大自然灾害)。

紧随着明仁天皇的退位和皇太子德仁的即位,日本的元号也于5月1日零时的那一瞬间从“平成”改为“令和”。“平成30年”该如何评价,“令和时代”的日本将往何处去,遂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

有曰:“平成年代”和平稳定,期待“令和时代”持续继承此和平的空气。

有曰:“平成30年”过于平淡与宁静,想不出有什么令人“感动”,可以大书特书的一页。

有曰:“平成30年”是失败的30年。东京大学吉见俊哉教授主编的《平成史讲义》就有如此的看法。一桥大学名誉教授野口悠纪雄则索性以《平成为何失败》为书名,论述日本泡沫破灭、经济低迷的缘由。(也有人称之为“失去的30年”。)

怎样看待“平成30年”?

所谓“平成失败论”,除了经济之外,也有学者从30年来政界大洗牌的结果,促使政治家资质变化的角度予以剖析。

30年来日本政坛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小选举区制度”(有利于资金雄厚的大政党)的部分导入,致使原有“保(保守派)革(革新派)对峙”的政局转入“总(体)保守化”体制。其结果是:原有主张修宪、支持美日安保条约的自民党与拥护和平宪法、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社会党针锋相对、相互抗衡的“(19)55年体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大党自民党,第二大党也是源自自民党的保守党(尽管党名不断更换及成员不断重新组合),也有人称之为“第二自民党”。日本政坛从此沦为毫无生气的一言堂。

此外,有人单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指出这30年虽无战争,但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地震等天然灾害(阪神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熊本大地震”等。)

也许,对这30年说得较为中和的是《朝日新闻》“素粒子”(近似“三言两语”)栏的如下评语:

“三十多年来诸多无法预测的灾害一个紧跟着一个到来。令人流泪不止的东日本大地震,还有不能让人放心的核发电厂的废弃原子炉。

和平宪法已被扩大解释和修改。在今天,‘集团自卫权’虽不是正规地使用,但通过非正规手法使用的例子却有增无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的‘格差社会’正在扩大。

在历代政府放任的财务政策推行下,日本今天的国债已高达897万亿日元(107万亿新元)。年轻一代逃弃责任致使人口减缩的国家,今后将往何处去?”

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这30年既有非人力所能及的天然灾害,也还留下令人忧虑、尚未妥善处理的核电厂废弃原子炉。二、在政治上,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和平宪法已被或正在被扩大解释和修改。宪法禁止的“集团自卫权”已通过“非正规”途径常被使用。三、在不知不觉之间,日本已成为贫富距离越来越大的“格差社会”。四、在政府无为的经济政策引导下,日本国债高筑,人口减缩(即人口老化、少子化)的日本,今后将走向何方?

当然,上述的评论或感言不管是褒是贬,严格而言,都与明仁天皇在位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依据战后宪法的规定,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而无“统治”的实权,所谓的如何评价“平成30年”,并不是谈论明仁天皇施政的得与失,而是论述这30年来自民党等保守政权主宰下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动向或现象(包括大自然灾害)。

如何评价明仁的邻国外交

在谈论如何评价平成年代时,另有两个常被提及的问题。其一是明仁天皇对日本与邻国的“和解”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其二是怎样看待明仁天皇与首相安倍晋三在战争与和平等敏感问题上表述的“微妙”差异?

与和战争问题关系甚深的裕仁天皇相比较,明仁天皇确有较为“开放”“明朗”和“亲民”的形象。在昭和时代,别说是访问亚洲各国,即使是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牺牲最大的冲绳,裕仁也未能访问。为此,1989年明仁天皇上台时,就被赋予扮演改善日本形象、改善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的角色。这就是当年日本官方和舆论热烈讨论和倡议的“新天皇外交”的话题。

针对如何开展“新天皇外交”的课题,当时的外交部是十分谨慎的。1991年,明仁天皇访问亚洲的首个试点是亚细安五国,但在出发前夕,却临时取消了对新加坡和菲律宾两国的访问,原因是这两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战所在地”(《读卖新闻》语)。明仁天皇之相继访问新、菲,乃至越南等东南亚诸国,是后来的事。

另外,由于慰安妇等有关日本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问题迟迟未告了结,日本天皇迄今还无法到曾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36年的韩国进行国事访问。

从这角度来看,明仁天皇的邻国外交也许称得上是有收获和成果的,就是中日两国基于各自外交战略考量而于1992年的北京之行。

“微妙差异”不宜过度解读

至于明仁天皇对战争与和平等敏感话题的谈话,与志在修改宪法的强硬鹰派首相安倍的言论在表述上存有“微妙的差异”,确是事实;与安倍对整军情有独钟的姿态相比较,亚洲邻国似乎更爱听明仁的相关表述,也是事实。不过,这“微妙差异”不宜过多、过大的解读。因为只要“象征性意义”天皇制还存在的一天,这差异就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

反过来说,一旦过于强调明仁天皇谈话的实质意义,则无疑削弱了“象征天皇制”的“象征”意义,在实际上说不准还对修宪派意图修改宪法,恢复或部分恢复战前天皇制的政治算盘有利。“天皇论”之不简单,及容易陷入尴尬困境,此为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天皇与天皇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历代众多天皇当中,既有在对内对外政策上较为激进者,也有相对温和者之间的差异,但作为政治运作的“天皇制”,其政治功能与影响可就不能轻易忽视和低估。结合战前至高无上“天皇制”的神权政治,战后日本护宪派人士反对修改宪法,反对复活战前的天皇制。

与此相反,志在修改宪法的保守派政治家,如安倍的外祖父、也是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平成妖怪”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乃至今日的安倍首相,则无时无刻不在利用各种机会营造提高天皇与皇室地位的空气。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日本护宪派对日本国内不同时期掀起“天皇热”“皇室热”乃至“新元号热”,存有一定的戒心,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不论是当年明仁皇太子娶民间女引发的媒体炒作热潮,或者是后来的“平成新元号热”与今日的“令和新元号热”,都有可能与当局营造加强“天皇制”气氛的舆论诱导有关。

同样的,针对日本的元号,战后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包括战后早期自民党的首相石桥湛山以及护宪派各政党和市民团体,都曾主张放弃使用而赞同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西历,其道理恐怕就在这里。足见元号的使用,其政治含义远超一般论的“传统”与“非传统”差异之界定。至于天皇与天皇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从这角度来看,人们对于“令和”时代的到来,与其说是期待德仁天皇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或作为,不如说是把视线集中于战后象征性天皇制在鹰派政治家快马加鞭的修宪蓝图,和今后具体行动的落实中所处的“象征”定位。

作者简介:卓南生,新加坡学者、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2019年5月7日。
发布时间:2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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