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行政法研究所2018年年会暨"公物法的理论与实务比较研究"综述
 

2018年10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比较行政法研究所2018年年会暨“公物法的理论与实务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明德法学楼616会议室举行。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王丹红,以及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安徽警官职业学院、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北京市延庆区政府法制办、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信信托责任有限公司、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北京城市学院等10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等,共计30余人。

 

本次会议的开幕式,由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秘书长、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主持。所长杨建顺教授致欢迎辞。首先,杨建顺教授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他提出,现在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比较行政法研究所要有一个继续前行的姿态。奥特·玛雅提出一句名言:“宪法消亡,行政法依然存在”,这句话说明了宪法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行政法更多是一种技术法。然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背景下,既要强调行政法的技术性,又要思考行政法的政治性。行政法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行政法与宪法相辉映,共同支撑人权保障、法治行政和政治文明建设。杨建顺教授进一步提出,行政法学肩负着论证和促成如下命题的使命:一是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就是政治文明的体现和目标;二是实现了法治行政,则人权保障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三是坚持积极提供规范但不忘补充性原则,则法治行政和政治文明也就水到渠成。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公物法的理论与实务比较研究”,有利于架构一个全方位的,过程论视角下的公物法制,有利于对传统行政法的确认、承继和发展,是一个具有引领性和担当性的议题,期待与会的各位代表能够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本次年会开幕式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聘任仪式。所长杨建顺教授为新聘的陈天昊研究员和王心禾、夏娜、王媛媛、程皓楠、彭博、黄远珍、杨志宇七位助理研究员颁发聘书并合影。

 

本次研讨会分为“公物法一般理论”、“公物管理权”、“公物的使用关系”“公物法制与机关运行保障法的课题”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 公物法一般理论

本单元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艺主持。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王丹红以《法定外公共物法制的改革》为题作了报告。王丹红副教授指出,行政财产中的公共用物分为法定公共用物和法定外公共用物,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经过法定认定程序。在过去,日本的法定外公共物的管理体制很不充分,存在不少制度问题,对此,人们认为应当通过新的法律制度予以应对。随后,在《地方分权推进法》之下,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的工作开始推行,有关于法定外公共物的法律制度开始整备和实施。这次法制改革的基点,在于将与法定外公共物相关的财产管理与机能管理均一元化至市町村,由地方统一管理。此外,基于《地方分权总括法》的法定外公共物法制改革,其本身并未完结,根据执行过程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公物法一般理论看来存疑的事态。王丹红副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关于日本《民法》的适用,把法定外公共用物转让给地方不单纯是物的转让问题,行政机关把物转让给地方,是为了让地方通过公物更好地进行行政管理,这种转让关系属于公法关系,不应当适用《民法》。二是日本在公物方面积极发挥地方的自主权,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日本积极促进公共用物的充分使用,国家不用的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转让给地方或者让私人使用,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较少。

 

评议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指出,日本的公物法的制度架构非常详细,有一般法的通则,个别法的规定也很详尽,这一点对于我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张步峰教授强调指出,日本法定外公共用物法制改革从昭和时代开始了,前后历经了半个世纪,这种扎实论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评议人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邹艳晖指出,杨老师在《行政法总论》中提到:“根据其管理是否法定,可以将公共用物分为法定公共用物和法定外公共用物。”这句话明确区分了法定公共用物和法定外公共用物。我国正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进行职责相近的机关的合并和合署办公。如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承担了原先由多个部门承担的职责。邹艳晖副教授建议,在多个部门共同管理不同种类的公物后,可以同时在法律法规中集中加以规定,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机构改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天昊以《法国PPP纠纷解决机制——在协议合法性与协议安定性之间》为题做了报告。陈天昊助理教授指出PPP协议是法国公共采购协议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公共采购经历了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报告人从政府采购,政府特许运营和PPP三种方式的区分出发引出了法国如何裁判PPP协议的案件。政府采购和政府特许经营的区分标准经过判例以及欧盟的发展最后确定为市场主体是否承担经营风险,同时法国政府为了吸收两种方式的优点同时克服项目硬约束和财政硬约束的缺陷发展出了PPP模式。报告人指出法国PPP纠纷在协议有效性之诉方面主要遵循的思路是将协议效力争议集中在缔结阶段快速解决,同时授予协议外第三人诉权,最后既对享有诉权的第三人范围及其提起诉讼的时效、事由进行限制也赋予行政法官丰富灵活的裁判工具。总之,法国对PPP协议的纠纷解决就是既维护协议的合法性又维护其安定性,不随意打破协议约定的内容,基于违法事由而消灭协议的效力应该在实践中衡平以求在整体上增加公共利益。

 

主持人刘艺教授认为报告进行了系统清晰的解读,国内虽然研究很多但系统的梳理不清晰,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评议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二系教授欧元军指出,在行政协议成为研究热点的背景下该文对我国研究PPP协议有指引性的作用,法国的PPP协议和我国的PPP协议是有区别的,我国没有区分营利性的公共资源和非营利性的公共资源,实践中地方政府常常将两者混在一起,引发了对PPP协议有效性的争议以及协议遵循民法还是行政法建构的问题。法国的实践经验更侧重公法的审查,更尊重公共利益的实现。撤销和无效的区别点值得注意,并建议对合法性的标准是民法意义上的还是行政法意义上的作更清晰的说明。

评议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体战训学院助理教授史全增指出法国的判例制度下法院在审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中对行政协议的规定缺失预防性的原则但也有发展的空间,建议可以结合德国公私合作的理论增强理解。不论是合法性还是安定性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公共设施的建设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理解法国的PPP协议要融入对法国背景的思考才能更好进行借鉴,同时提出疑问:合法性中的法是什么法?合法的是否就是合理的?并建议可以将文中的案例和术语解释一下方便理解,以及要注意后期的诉讼问题怎么解决的问题。

陈天昊针对评议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指出,PPP协议的合法性中的法是民法和行政法兼有的,民事合同的合法性更关注无效的问题,体现保护意思自治的价值观,而行政协议中不能一味强调意思自治,行政协议的合法性更强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要推进行政诉讼改革适应实现目标的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张原以《论人工公物的成立及其制度保障——以公共道路的“命名”为例》做了报告。张原指出,在公物的形成中公用物和公共用物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关于我国道路名称确定的规范文件看各地方的规范差异比较大且有些地区规范制定时间过久,同时“领导+专家”的模式使得公众很少能参与进来。在建构人工公物成立的保障机制时不仅要贯彻参与型行政理念还要规范公物行政及信息公开。

 

评议人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科员孙瑞雯指出,文章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以案例为导向,研究的内容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政府依法行政,但文章的结构层次有待进一步改进。

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封蔚然指出,文章深入学习研究了关于公物法的理论,结合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是个很好的思路。建议文章的结构和逻辑可以进一步改善,同时,可以展开关于既有的法规范和新的法规范之间适用问题的论证,引入瑕疵治愈作为重要的补充机制,应对其适用标准等问题进一步细化。

 

 

在交流互动环节,与会代表主要围绕法国相关制度和理论展开讨论。

王丹红副教授提出法国在起诉条件设定方面更注重时效性是否意味着法国在起诉条件设定方面要求比较低,以及管辖权之诉关于审查的强度是否是最强的审查强度的问题。陈天昊助理教授回应道,法国为了实践中更好解决问题在起诉条件设定方面比较务实,这也反映了法国行政法从实践反馈到理论的特征。同时法国在审查强度原则上采用完全审查,但同时也可能基于实践的情况进行调整。

张步峰教授提出基于国内的需求法国“机关第三人”的概念对中国可能具有启发性,地方检察院是否可以在国有财产保护方面设立类似于法国机关第三人诉讼的公益诉讼类型解决当前PPP项目实践中面临的问题。陈天昊助理教授回应道,检察院可以担负起搭建公益诉讼的责任,但同时要考虑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所具有的作用和权威。

第二单元 公物管理权

本单元由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王丹红主持。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二系教授欧元军以《公物管理权的权能基础探究》为题做了报告。欧元军教授以美国犹他州普莱森特格罗夫市诉萨姆案引入进行公物管理权的界定,公物管理权的权能基础是公物管理权的核心问题,对此学界众说纷纭,在日本就有私所有权说,公所有权说,概括性管理权说、法律赋权说,赋权与所有权的结合说等五种观点;我国学界亦有公共地役权说、行政职权说,公法管理说三种较典型的观点。对此欧元军教授主张私权说,强调公共管理权的物权属性,即公物管理权是受到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公益性指引的所有权或其他私权利,其内容为实现物的效用,包括公物管理规则的制定、公物登记、公物的维持、修缮等。欧元军教授着重强调了公物管理权的获得,在他看来,作为行政手段的公物需要行政主体获得公物的支配权,基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目的行政主体可以在物上设置并增强他物权,这种支配是较强的支配,因而不能基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实现私物公物化。随后欧元军教授也对公物管理权、公物使用权、公务警察权展开陈述,强调了行政机关的主体作用,并指出,这对改善我国将公物过度商品化完全放任给私主体的现状大有裨益。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栾志红作了点评。栾志红副教授指出,本文说理详细,视角宽阔,不单就公物管理权对公物的公法效力作出陈述,且对私物转化为公物的法理基础作出全面分析。同时栾志红教授也指出本文的两个不足,首先是并未论及自然公物和行政公物的权能性质是否一样;其次是文章前后逻辑不全统一,前文总结公物管理权与私法物权的类似,后文下结论时又有所偏离。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陆维福处长也对本文作出点评。陆维福处长肯定了本文翔实扎实的理论基础,其对公物管理权的界定有利于将公物以公平均匀的方式提供给私人使用。同时陆维福处长举出实践中的案例讨论公产如何转化为私产,对此法律没有规定,实践中往往依据财政部并不公开的内部规定,这与公开行政的理念相违背,也不利于第三方参与,如何规范公物向私物的转化需要行政法学界更多的探索和努力。对此王丹红教授指出日本的实践中必须将行政财产转化为私物才能处分,这种处理方式值得国内借鉴。

欧元军教授作出回应,指出立法中需要处理公物自由与行政主体自由之间的关系,平衡私主体利益与公众利用便利的冲突。公物管理权要求行政主体的支配性,这种支配性的权能基础在被认为来自物权,还需要公法进行补强。至于如何补强、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以限制过度商业化,还需要学界不断探索。

 

 

中信信托责任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主管刘炳言以《公物管理权初探》为题作出报告。该论文主要从公物管理权的界定、公物管理权的性质、公物管理权的主体、公物管理权的内容四个角度入手对公物管理权进行梳理,指出公物管理权是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目的而对公物进行管理的概括性权能。其性质有公所有权说、私所有权说、概括性管理权能说、公务支配说、国家义务说、所有权及其他利用权说等五种。其主体包含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被授权的事业单位三种。其内容因公物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共可总结为公务管理规则的制定等十种。然后,刘炳言又对公物管理权与公物警察权、治安警察权进行了辨析。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天昊对本文作出点评。陈天昊教授肯定了本文夯实基础启迪后来的作用,随后就公物管理权的认识角度给出见解。陈天昊助理教授指出,对公物的认识可以从所有权层面、功能层面、制度层面入手。法国公物法的变迁首先就是从所有权层面着眼,对于政府财产主要是从私法物权的角度进行界定,之后才是功能层面与立法层面的区别。因此,公物法体系的原点是对公物管理权进行定性,即政府管理公物是权力还是职责。陈天昊助理教授倾向理解为一种职责,因而就需要公物法中介入更多的软法因素,软法的基础恰是职责而非有权利义务约束功能的权力。王丹红副教授亦同意此种观点,她指出,就我国公物法也是注重实践层面的运用,而非政府对其享有的权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黄硕对本文作出点评,肯定了本文细致的文献梳理与规范诠释功底,为后续深探奠定基础。黄硕指出,下一步研究应突出作者观点,加强问题意识,在梳理理论的同时关注现实问题,如近期珠港澳大桥的建设其实包含公物法的诸多理念,值得探讨。在理论上也有公物管理权行使排除妨碍、公物管理权概念界定等可以详细展开挖掘。再次,在部门行政法领域进行公务管理探讨亦为有益。

 

与会学者围绕这一部分展开热议。张步峰教授指出,机关财产处理这一难题的根源在于立法的割裂,即公共使用和内部使用的立法是分开的,公共使用有公开的立法,内部使用则由各个机关作为主体自行处置。陆维福处长则指出,后续研究应关注国有经营性资产和公物的区别,中国庞大的国有资产这一特殊国情值得学界在研究公物法时予以关注。杨建顺教授则指出在公物规则制定时应参考日本,廓清公物的范围,归纳理论以指导现实,灵活运用法规范和政策双重规制手段。王丹红副教授指出,当前行政法学界对公物法的研究缺乏实践的问题意识,这可能是理论难以回应实践的原因,需要在日后研究中警醒。学者们的观点颇具启发,该一单元的讨论交流在掌声中结束。

第三单元 公物的使用关系

这一单元由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步峰主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体战训学院讲师史全增以《论我国法规范中警械的概念使用误区及其制度革新》为题进行报告。史老师首先以我国警械概念的产生与流变切入,指出武器与警械这一对概念的剥离深刻影响了警察武力使用的理论和实务,接着史老师对警械与武器进行了概念辨析,指出警械与武器予以分立并不符合逻辑,应当将武器回归到警械概念的逻辑范畴下并予以合理规制。此外,史老师在对致命性警械使用的目的、工具、功能、结果进行厘清后指出,应从警察武力行为及其目的导向理解警械,在对警械进行核定时应采用更高阶的法规范。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栾志红对此文进行点评。栾志红教授肯定了本文对警械发展史与警械和武器的关系的清晰梳理,同时指出文章后半部分略显单薄,而且与公物法的联系不够密切。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处长陆维福对此文进行点评。陆维福指出,警械是特殊的公物,从这样一个较小的切入点展开论述具有较强的部门法意义。但实践中警辅人员往往认为对警械使用的控制过于严格,呼吁放松这种规制,因而本文把武器归纳入警械的学理结论可能不够符合实践。此外,关于辅警使用武器怎样进行规制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值得继续深入完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黄硕以《略论公共营造物使用关系的单方解除——以公立高校开除学籍处分的法律性质及司法审查强度为例》为题进行了报告。黄硕指出营造物是由行政主体提供用于特定的公共目的的人与物的手段和综合体,即使在现代行政法理论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趋于瓦解,但公共营造物行政仍存在不基于法律而对使用者进行的特别约束,学校作为典型的封闭性营造物具有自主性与特殊性,值得学理关注。黄硕首先分析了开除学籍处分法律性质的学界观点,并在我国“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的二分框架下就实践中高校开除学籍的若干案例进行分析,指出开除学籍应是一种可受理的行政处分。接着黄硕对开除学籍处分的司法审查强度展开分析,在对实践中56个案例进行分析后认为,为权衡学生受教育权与高校自主管理权,司法审查应进行多层次强度的展开,分为最小、中等和最强,分别就程序正当性、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把握与比例原则进行对处分的审查。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王丹红对本文进行点评。王丹红副教授指出,本文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扬弃性的继承值得肯定。行政处分是指因违反内部规章,对额外权益的减免。行政处罚是指因对法律的违背,对基本公民权的处分。这是救济程序上可诉与不可诉的差别原因,但随着行政救济法的发展,足够的诉的利益就可以使公民进入救济程序,因此对内部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的使用不够妥当。再就是对受案范围界定的问题,公务员处分是典型的内部关系,用“行政行为”概括也有不妥。最后是公营造物的类型也对处分权限与救济渠道有影响,如高校或监狱与博物馆或图书馆有所区别,高校中存在对人和物的利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进入与使用的资格的消除、使用关系的结束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从这个角度看与纯粹的内部关系还有一定差异,因而研究时需要秉承这种区异的视角。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体战训学院讲师史全增对本文作出点评。史全增指出,在公营造物行政中不止对学生的处分值得学界注意,对老师的处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是行政处分还是行政处罚,以及对应的司法救济的审查强度。史全增认为,法律审查时法院应进行更全面的审查,首先进行事实认定,其次才是法律解释,再次是各种处罚之间的选择。此外,民办高校的开除学籍研究也值得关注,与公立高校的开除学籍处分进行比对。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莫勋哲以《公物法视野下的高校体育设施公开问题》为题进行报告。莫勋哲认为,《体育法》第21条第2款将体育事业发展具体化为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三项任务,为实现这一公共目的需要将公共体育设施纳入公物法研究视角,而最近的一系列社会热点又使得高校体育设施的开放程度问题成为困惑。莫勋哲梳理了高校体育设施的公物定位与高校体育社会开放的立法基础与理论基础,分析了高校体育社会的利用主体、利用权内容、利用限制与管理权主体,提出关于解决高校体育设施利用问题的可能路径。

 

中信信托责任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主管刘炳言对本文作出点评。刘炳言肯定了本文的选题视角与实践意义,并对文章的完善提出建议:首先应加强文章的层次性,先回应高校体育设施是否应当开放的问题,之后再是考虑开放程度和限度的问题,并进行技术性的均衡问题。至于建设资金问题、补偿救济问题、资源不足与全民健身相矛盾的问题则可以依据文章论述逻辑进行选择剪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滨对本文作出点评。张滨指出,本文问题意识很强,但框架可以进一步优化,概念的使用如公用物与公共用物最好在后文得以统一。张滨还指出本文方法论略显斑驳,存在立法论和解释论的混杂,过渡不太明显,清晰性也不足。有些论述值得推敲和改进。

 

第四单元 公物法制与机关运行保障法的课题

本单元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主持。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副处长王叶臣就《浅析法治政府视野下机关事务管理工作规则的完善》进行报告。王叶臣指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规则是政府工作规则中涉及机关事务管理领域的具体规则,也是机关事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要求,包括人员、经费、资产、服务四大块,依据公物法视角,机关事务更多属于公物分类中的行政财产部分。随后王叶臣指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规则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机关事务管理工作职能配置不清晰、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机构设置不健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权责划分不清晰、机关事务管理具体工作规则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王叶臣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包括加强监督制约、改善规则质量、健全规则领域、完善规则体系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陈天昊作出点评。陈天昊指出,对于机关事务管理工作规则传统行政法研究比较少,表面上是因为这属于内部规则,本质上因为机关事务管理是机关的自我管理,这限制法院进行判断。而传统行政法是围绕法院的裁判进行的,立足于研究个人权利,如此机关管理规则就在研究之外。实际上推进机关事务管理有利于恰当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应当被纳入行政法研究之中。这要求首先判断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如何更好提供公共服务,其次是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经济性;再次是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与市场相接触时的公平公正性。如此行政法视角看待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基本核心就是多采纳机关视角,承认机关自主性,这就是一种软法手段。在这个领域实践主义、动态主义、软法主义是很好的控制进路,同时也要施加强行法约束,首先是财政约束,其次是软法诉讼的可行性,即将内部规则纳入合法性审查之中,这些都是比较法上值得借鉴的良好经验。

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何倩对本文作出点评。何倩认为,机关事务管理关系良好运转关乎国有资产安全,对此进行研究是对现有行政法的良好补充。同时何倩认为应当反思传统行政法的方法,传统行政法往往强调围绕司法审查,而忽略行政过程与行政过程的自我规制,这是研究与教育中的不足。机关事务管理既有管理的内容也有服务的内容,这些可以在工作规则中协调和完善。至于机关事务管理工作如何与诉讼与复议衔接,软法诉讼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设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封蔚然围绕《依法推进机关运行保障计划规制》进行报告。封蔚然指出,机关运行保障计划是机关运行保障的重要规制性权力手段,这要求机关运行保障事务应该在“计划行政”的理念下进行,即机关运行保障的措施和法规范制定都应当依据一定的计划展开。并且机关运行保障机关的规制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计划确定程序,保障计划的制度应当以“参与型行政”为理念指导,保障民众与专家的参与。此外机关运行保障计划的修订应当建立合法灵活的动态调整程序,以此避免“朝令夕改”,在保障行政效率的同时维持稳定。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宣传部副处长王叶臣对本文进行点评。王叶臣首先肯定了本文的切入角度,机关运行保障内容庞杂,从机关规制这个点切入可以很好地统领全局。计划行政的理念也具备针砭时弊的作用。此外文章提到的关键程序很重要,如何处理好计划性和变化性的矛盾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北京市纪委市监察委干部范仲夏对本文进行点评。他建议最好多穿插一些案例,以使文章饱满。此外一些理念尚需推敲,如机关运行保障是否需要纳入管理这个概念,以公车使用为例,计划的一次性与管理的日常性并不同步,如何将管理纳入机关运行保障中还需深入研究。

 

闭幕式由比较行政法研究所秘书长张步峰教授主持,所长杨建顺教授作总结发言。杨建顺教授对支持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发展的历届研究员们以及此次会议的与会学者、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对研讨会上涌现出的新思想以及大家探索讨论新理论的勇气给予了高度评价。杨建顺教授指出,论坛的主题“公物法的理论与实务比较”紧扣时代的需求,应当在确认、承继和发展的理念下,勇于从比较法视野进行探索,打破既有认识,拓宽视野,将问题放到行政过程中去研究。最后,杨建顺教授勉励大家持续研究,在公物法治领域开拓出新的成果。

下午18:00,会议圆满结束。

文字整理:程皓楠、彭博、张莹莹

照片提供:孙玲

文章来源:中国宪治网
发布时间:2018/12/11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