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尊重与宪法
作者:柴华  

宪法日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方式设立的,原来的法制宣传日,被改为宪法日,从宣传法制到宣传宪法,这一转变或者说进步,与宪法统辖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相适应,宪法的最高法地位,至少也已经随着宣传活动的广泛开展而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了。那么,积极宣传宪法,仅仅是因为它是最高法、根本法吗?

当然不完全是!这得说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

宪法至少要构建一个特定的政府体系。这基本上也是学界对宪法作用的共识:有国家就应当有宪法。这里的国家,或许更准确的说,是政府。宪法对国家的组织,是通过组织一套政治系统来实现的。宪法要回答两个问题以作为组织国家的前提:一是组织什么样的国家,二是如何组织这样的国家。这是高度政治性的话题,所以宪法一定不可能脱离政治。宪法学之所以在发展初期难以独立、科学的看待宪法现象,也有客观的原因。

只有在强调对政治相对独立的规范作用时,宪法才成了一门科学。这不仅是宪法的内在发展需要,也是整个法学的内在发展需要。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的影响力如此难以抗拒,以至于宪法如果不能有自己的知识框架与概念、方法,它就不能真正实现和上述学科的有益互动,而有沦为上述学科的“二级学科”之虞。正是在此意义上,19世纪是法学发展历程上伟大的世纪,从那时起,法学开始独立,宪法也在那个时代得以开始形成自己的科学体系。我们今天在宪法日宣传宪法时,在考虑为什么需要一部宪法时,应当从19、20世纪以来的宪法发展史入手。宪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有主观价值倾向的,这一价值倾向是什么呢?自古以来就有国家,就有国家和政治系统的组织,为什么没有宪法?关键区别就在这一特定的主观价值倾向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政治组织的功能,宪法一直都有,无论是组织资本主义还是建设社会主义,但尊重和保障人权,才是划时代的进步。今天全世界几乎各个国家都有成文宪法,但宪法若徒具形式而失其本真则不为宪法了。

那么,什么才算尊重人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甚至将人弱化为零碎的基因片段、信息标签的时代。当国民被深度整合以追求更加高尚宏伟的道德建设目标时,每一个人都日益深入的被卷入其中。这时候,宪法如何保持每一个人的主体地位,保障每一个人是受到尊重的呢?

那就是让公权力与个人保持适当的距离。一个人总要有他独自支配的空间,这个空间应当是高度自治的,甚至没有任何外部性,因而法律一般没有介入的必要。这样的空间,可以是思维活动的空间,也可以是物理存在的空间。它维持着人的多样性,影响和塑造着不同的人格,它保持着我们在各个充满竞争的领域进行不断创新的能力,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提供永不停止的动力。公权力止于个人自治领域,于个人的人格充分发展而言,这种克制是必要的。在此意义上,越是缺少外部性而体现个人自治的事项,对其限制所做的合宪性审查就越严格,反之越宽松。然而在当下,我们也不难发现,个人在道德不断强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挤压下,显得日益渺小,甚至有被客体化的倾向。

比如,个人是支配个人信息的主体,个人信息却因信息时代的科技发展而受到大规模泄露的威胁,一个人在购物网站上的浏览痕迹,能够被科技手段轻易获取并用来向使用者推送符合其倾向的广告。我们知道全程追踪一个人构成对隐私的侵犯,对浏览痕迹的追踪与整合利用又何尝不是呢?借助数据信息技术,人们不需要再去面对一个个“特定”的人,理论上他们可以被全部“标签化”,以服务于商业甚至政治的利益。美国总统大选不也被怀疑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了吗?再比如,在宪法看来,每个生命都是不可替代的,无论个人的社会表现是否卓异,他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彩。但偏偏基因编辑技术在我国第一次被应用于生命的创造过程,科学家选择他喜好的基因以创造他所钟意的生命,科学界已经严厉批判了这一既不必要更不安全的冒险行为。如果生命能被科学家当作试验品、艺术品进行人为的设计,使用基因编辑来决定人的特征,这就与尊严和平等价值背道而驰——它本来要求人们接受和尊重每一个自然出现的正常个体。科技的发展如此迅速,法律的应对显得措手不及,现在甚至连内心思想活动也是可以被科技获取的。有新闻报道说一种智能的教室监控装置,能够分析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进而显示其内心情绪状态,以此作为评定学生是否认真上课和教师授课效果的参考。在这一场景中,连内心思想活动这一几乎绝对自治的领域也被科技手段“公开化”了——可这种技术真的有必要应用到课堂上吗?

在道德领域,个人同样要面对不断强大的整合力量。比如,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在持续推进,各种原本用来惩戒失信者的手段(如“黑名单”制度),逐渐有过度适用之嫌。比如子女因家长失信而导致在公务员录用过程中被拒绝录用。每一个人应当诚实守信是一个道德规范,个人在道德领域应当享有适当的自治,每个人都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做一个高尚的人。但若要强行实施道德,则有必要将公权力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领域中,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提出整齐划一的道德要求。我们原本在法律上有惩戒失信的必要手段,但在建设诚信体系的进程中,道德自治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再比如爱国的道德义务,在纯粹法学看来国家就是法秩序,宪法与国家甚至是同一的。爱国主义本就至少是需要尊重的重大公共利益,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维护英雄名誉的案例中,尽管存在对言论、科学创作的限制,但因其保护的是重大公共利益(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事迹),因此不应采取过于严格的审查标准。但是爱国主义在近年来也有被不断放大的倾向,一句不成熟的话,可能会让一个大学生被迫离开学校。一个刚刚入学的新生发表不当言论,未必具有“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假如随着学习经历的充实,或许当事者会认识到自己言行的荒谬,或许纪律处分、公开论战也本足以使其认识到错误并真心悔改。但舆论将所有责任推在了当事者身上,却没有注意到教育机构(连同其家长)是否存在教育责任缺失。“谨言慎行”不再是成熟稳重的标志,而转变为对言行的最低要求。一旦表露的思想不合大众偏好,哪怕是处于发展之中的不成熟的想法(将来自会改变),也会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爱国、诚信都有道德的成分,法律的介入应当克制。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而灵魂又只宜引导而难以塑造。如果社会要在每一个人思想中都塑造出一模一样的道德观念,人格利益势必会受到诸多限制。

每个人在道德的强化、科技的迅猛发展面前,不断参与其中,也显得越来越弱小。公权力越是要进行道德层面的整合,个人的多样性和人格利益就越会受到压缩。然而,宪法不但要建设一个特定的国家,还要采取特定的方式建设,这个方法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我们的宪法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但同样是通过法治而不是通过道德强制的手段来建设。我国宪法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权力应给个人保留必要的自治空间,免受外界的过度干预。如果一项道德标准或科学技术是将人的个性予以压制甚至消除,进而将其无差别整合进一个整体中,那么对这样的道德或科技,宪法应当保持必要的防范。

回顾我国的宪法史,不仅有不能将国民有效统合为整体的教训,也有过度“同一化”的教训。现行宪法是中庸的宪法,是我们所拥有过的最好的一部宪法。它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始终介于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将国民统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保持任何一方不被过度弱化甚至完全消化,以此形成一个多姿多彩、生动活泼、充满竞争力的国家。这正是我们需要理解、珍视和捍卫现行宪法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柴华,法学博士,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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