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法宪法化研究的一次盛会
——记第二届中国宪法学青年论坛
作者:屠振宇  

感谢会议组委会和秘书长张翔教授的提携,给予我这样一个宝贵的发言机会。说实话,接到这个任务是十分惶恐的。以我的学术能力和水平,让我来做会议总结,显然是不够格的。好在昨晚喝了点酒,这里斗胆从三个方面对本次会议做一个综述。

首先谈一点参会感受。我这个人比较懒散,一些会议能不能参加就不参加了。但是这个论坛,我两次都参加了,而且以后希望一直参加。为什么?一是论坛吸引人。尽管只办了两届,但它已经以其立意高远、形式新颖、组织精细而著称于学界,形成了一个品牌标杆。当然,这些成功都源于张翔师兄付出的心血,从选题到确定报告人,选择评议人,甚至到每个会议环节的设计,都离不开张师兄的精雕细琢。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还离不开我们承办方西南大学法学院的精心准备和严格落实,尤其是赵谦教授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从会议启动策划、与会代表接送到会场布置的诸多细节,更有不惜以微信红包等手段对抗报告人和评议人的交稿拖延症,每项工作都有赵教授倾力奉献。正是在赵教授的努力下,组委会的宗旨和张翔教授的设计才能获得百分百的贯彻落实,也才有了我们此次会议的美好体验。如此高水平的会议设计和组织工作,是本次论坛能够吸引众多青年才俊参会的主要原因。当然,作为非青年才俊的我选择参会,则另有原因。因为它足够有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感觉有趣的事情越来越少,但我们的论坛却足够有趣。刚刚陈征教授把论坛比作是欧冠,我倒是有另一种解读。如果我们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大多数会议,那么它们都不过是一群学霸的风采秀,更多地表现为学霸们风风光光地讲经说法。但是,我们这个会议不一样,尽管也有四个学霸上台讲,但是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也谈不上风光。他们不仅要忍受漫长艰辛的论文写作过程,而且会议还找了另一群学霸围攻他们、挤兑他们。这么热闹的场面,是其他会议没有的。作为学渣的我,表示很过瘾,很舒心,所以下次有机会还要来“看”。

其次说说会议的总体情况。会议尽管只有四个主题报告,但是涵盖的信息量却一点不小。一是参与广泛。会议有4个报告人,2个晚餐报告人,20位评议人,有41人次的自由发言以及微信群里不计其数的补刀和吐槽,做到了参与的广泛代表性。二是话题多元。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有谈哲学、社会学的,也有对历史、伦理和政治的讨论。部门法的讨论囊括了刑法、民法、劳动法、税法和环境法等。相应的理论工具也丰富,包括了比例原则、不足禁止原则、利益权衡原则以及基本权利防御权、保护义务和客观价值秩序等原理。三是思想深邃。既有宏大的理论讨论,如卢曼的系统论,德沃金的唯一正解,耶林的目的论,也有身边个案中的思想火花,如权利冲突、婆媳关系等。四是讨论热烈。不仅一如既往地坚持了学术批判传统,拍砖、互撕、群殴和吐糟,此起彼伏,异常凶险。(担心明年会不会有人来。)有些言论可能未必恰当,如亮瞎慧眼等,但这恰恰反映了讨论的热烈和学者的真性情。当然,这种残酷性也迫使报告人和评议人的关系在其他方面呈现含情脉脉的一面。如报告人主动请评议人吃饭唱歌;而评议人因为必须加大火力批评论文,而不得不对报告人头发多、人品好等优点做出补偿性回应。总体而言,会议是立体和多元的,不仅层次饱满,而且细节动人。

最后,请允许我再对会议的主题内容做一点回应。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了刘连泰教授所做的深入全面的总结报告,我这里想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部门法的宪法化,做一点补充。什么是“部门法的宪法化”?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较新的提法。张翔师兄在简短的会议说明中澄清了它的部分意义,为我们排除了一种误读,那就是把它看作是宪法帝国主义。部门法的宪法化,不应该是对其他部门法的“入侵”。那么部门法的宪法化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与会者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共识。从几位报告人的观点看,他们的观点就存在很大的差异。

忠夏教授是第一位主题报告人,我用“手眼通天”一词来形容他对宪法的理解。当然,我这里说的手眼通天并不是它的本来意义,而是指一个会思考的人,能够区分个人视角和上帝视角,有手做着具体的事情,有眼可以通天。伍华军教授称赞李忠夏教授的论文有眼光,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手眼通天表现在哪里呢?如不少评议人批评的那样,论文言必称卢曼,给读者带来很大的阅读障碍。我也没有系统研究过卢曼,所以初读之下也相当蒙圈。不过好在我读过一点托依布纳(卢曼的弟子),所以通过倒推卢曼,我对忠夏教授的深邃思想展开了一些粗浅的想象。我发现,同样作为卢曼理论的继承者,忠夏教授和托依布纳的套路几乎差不多。两人都从危机入手,强调现代社会的风险,然后端出卢曼的一般社会理论,把功能分化看作是内在规律,进而给出全方面的解决方案。托依布纳给出的方案,就是在社会各个功能系统中形成各自的“宪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宪法。而忠夏教授则将社会宪法的观点引入到法律体系中。也就是说,社会的功能分化,各个子系统的宪法化,最终促成了与各个子系统耦合的部门法的宪法化。从政治宪法到社会宪法,宪法实现了“手眼通天”:一方面要应对常回家看看、饭局隐私等具体琐碎问题,另一方面却是以上帝的视角做整体性思考,在个案中维系社会的功能分化。

劳东燕教授论文主要是从刑法释义学的角度展开的,但对于刑法的宪法化问题并非没有认真的思考。劳教授论文在最后部分特别提及了刑法体系的合宪性控制,其对宪法的基本定位是:宪法作为表达意义底线的价值秩序;刑法功能应当受意义的控制;必须防止对刑法功能化的追求溢出宪法的边界。不难发现,劳教授尽管友好地认为,宪法与刑法并非全无关系,刑法体现应受合宪性控制,但却下意识地将宪法的调节拒之于刑法体系之外,宪法对刑法的作用被列为一种外部控制。在劳教授论文中,宪法发挥作用甚至被设定于一个独特的场景之中,即为了防范因刑事政策进入刑法体系所产生之风险而存在的。简言之,刑法体系是自成系统的,宪法不能直接进入刑法体系。为了强化这种立场,劳教授还专门反驳了张翔教授提出的宪法透过法益理论影响刑法体系的观点。对于这种立场,当然无法让宪法学者们满意。如秦小建教授就提出质疑,作为政治系统的刑事政策尚可以进入刑法体系,而同为法律系统的宪法却被拒之于刑法之外?王锴教授的主题报告,亦可视为是对劳教授观点的反驳。王锴教授在论文中强调宪法的公法属性和最高法地位,通过系统梳理宪法与民法关系的理论争议,完成了对宪法与民法关系的理论构建,并富于创新地将两者关系比作婆媳关系。在王教授眼中的和谐婆媳关系应该是,作为婆婆的宪法获得作为儿媳的民法的尊重,同时宪法也应给予民法以充分的自主空间。所谓“民法的宪法化”,就是民法的合宪化,即民法被宪法规训的反映。王教授的长篇大论和形象比喻,并没有抚平这一问题上的褶皱。如李海平教授尽管赞同将宪法和民法的关系界定为宪法为民法提供框架秩序,但同时也指出王锴教授的论述并能对框架秩序设定一个清晰的边界。而没有框架边界的划定,所谓尊重民法自治会变得非常脆弱。而朱虎教授则提出了更为直接的批评,他反对将民法的宪法化看做是民法被宪法规训。在他看来,这一表述意味着,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民法典为应对公权力的侵袭而必须自建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框架秩序。换言之,民法宪法化要实现的不是宪法对民法的规训,而是民法以一己之力补强宪法。

不难发现,前述对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理解,大都建立在两者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立场之上,而忽视两者处于同一法律系统的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淡化了统一法秩序的存在。阎天教授和刘志鑫博士的晚餐报告则在后一种意义上提供了理解部门法宪法化的新视角。阎天教授在报告中重提了劳动宪法的意义,他认为“劳动是贯彻宪法全文的、对于宪法具有结构支撑和整体定性作用的制度,宪法一旦离开劳动就会变形”。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与宪法建立了密切的意义联系——劳动是宪法的重要内容,而劳动法则是宪法的实施法。由此可以推知,在阎教授心中,劳动法和宪法是相互融通的,部门法宪法化的研究就是部门宪法学的研究。刘志鑫博士在晚餐报告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以宪法上的纳税义务与劳动义务的两次冲突为视角,重新评价了宪法对税法的意义——宪法上纳税义务在同劳动义务发生的两次冲突中展现出的丰富内涵,对于税法学长期直面的税法体系化等问题有重要的规范意义。税法宪法化的过程既是以宪法规范和价值统合税法体系的过程,也是宪法上纳税义务与其他宪法原则相互统合的过程。正是立足于统一法秩序的构建,陈征教授提出了“不足之禁止”原则的理论构建。他认为,所谓不足之禁止原则是指宪法对立法者提出的最低保护要求,用于审查立法者的不(充分)作为对于保护请求权主题而言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其中最低保护要求的阐释,充分表达了陈教授对于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理解,两者建立在统一的法秩序之中。在他看来,部门法宪法的过程,一方面要强调宪法对部门法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应认同宪法秩序通过部门法来形成。也就是说,宪法和部门法虽然各有功能,但是可以相互融通的。部门法宪法化的研究,本质上是要强化两者融惯性的研究。

以上是我对本次会议的一些心得体会,不当和疏漏之处还望大家见谅。再次感谢大会组委会和会务组老师和同学的辛勤付出。祝大家返程顺利、愉快!

作者简介:屠振宇,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宪治网
发布时间:201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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