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泡泡乐事件始末
作者:汝思思  

日本国宪法第23条:

【学问的自由】本法保障学问的自由

前 言

最近,由于在东京进行的“反对战争、打倒安倍”的游行中,因对警察采取暴力行动而被逮捕的数人中,有两名是京都大学的学生,所以日本京都大学的学生在校内举行了抗议演讲。过程中,发现了便衣警察,引起极大骚动。被称之为“京大泡泡乐(ポポロ)事件”。本文便是基于此,翻出旧账,对“泡泡乐事件”是个啥进行一个粗略的详解(笑)。

一、事件概要

1952年2月20日晨,日本东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们一如既往地开始一天的学习与生活。此时的他们无法料知几小时之后发生的事竟会促成对宪法二十三条“学问的自由”进行解释之重要判例的产生。而渲染出这般绚丽色彩的主角便是东京大学泡泡乐戏剧社。

当日,泡泡乐戏剧社的社员们正在紧张的准备今晚的演出。由于首先将演出日选在“反殖民地斗争日”前一天,其次、演出内容以“松川事件”为题材改编而成,使得该演出多少有些政治色彩。三名隶属于东京都文京区本富士警察署的警务人员通过东京大学生报得知该情况后,便衣购票进场。在演出第一场落下帷幕后,被在场学生发觉,将三人领至台前质问身份、拍照并要求交出警察日志本。而为保证演出继续进行,由学生数人将其三人领至吸烟室,后在赶来的校厚生部长的协调下,警察写下致歉及今后不再作出此行为的道歉信,随后放走。翌日由学校出面返还了被搜出的警察日志本。

为保证下文的通熟易懂,此处补充两点。第一,通过上文所提“警察日志本”中的内容,得知警察方面至少从1950年7月起,一直以埋伏、尾随、跟踪、窃听等方式在学校对学生、教职员、校内社团进行情报调查与搜集活动(小伙伴们一定觉得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是的,日本人太小题大做了。嗯嗯,编辑,该括弧内容请删除<咳咳,我是编辑,我忘记删除了>)。其次,从发现便衣警察到放人的过程中,双方难免有身体上的接触(这里的接触主要表现为学生对警察的扣押,向一名警察腹部打了一拳,强行搜出警察日志本等),但事后的检查证明并未对警察身体造成明显的伤害。

于是,检察官以学生在上述过程中、对警察采取的行为触犯了暴力行为处罚法(暴力行為など処罰に関する法律)第1条为由,以学生数人为被告提起了公诉。

二、审判

(一)一审 

东京地方裁判所 1954年5月11日 判决结果:无罪

判决首先对公诉中提起的各行为之确凿性与程度进行分析,并认为是否应判定前述行为违法并依法向被告人问责,还应探讨该事件的背景及性格。对此,判决文主旨如下:

1.本件中警察行为属于本富士警察署人员长期在东京大学校园内进行警备情报收集活动(所谓警备活动,即为保障公共安宁的社会秩序,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犯罪及其他不法行为,而有必要进行事前调查的特殊警察活动)中的一环。

2.宪法保障学问的自由。只有排除外界的干涉,才能保障该自由的实现。从历史经验上看,这种干涉通常来自警察权力乃至政治势力的介入及压制。大学作为研究学问与教育的场所,学生、教员的学问活动,都享有不受干涉的权利。而保障该权利切实实现的制度便是“大学自治”。

3.根据大学自治,大学内的秩序维持,除了紧急或不得已的场合,首先应由负责人——大学校长进行处理。对于以公共安全为由开展的无节制的警备活动,校方有拒绝的权利。大学的学生以政治、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的学内活动,从学问的自由之角度来看,属学习的自由中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即使本件活动具有一定政治性,也不能据此说明警备活动的合法性。本件警察行为,属于超出其职权范围的持续性违法行为的一环。

4.本件被告相关行为,看起来确实属于可罚的违法类型,但被告人的行为是为了保障以宪法第二十三条为中心形成的重大法益不被侵害而采取的有效防止手段。“警察个人法益的价值”与“被告人的自由权的国法上的价值”相比较,从后者利益上的重大性与宪法秩序保全的国法上价值的重要性来看,有充分的理由去除其暴力行为的违法性。本件被告人行为,是为排除阻止对“学问的自由”和“大学的自治”进行的违法侵害活动,是正当的行为。

检察官抗诉

(二)控诉审 

东京高等裁判所 1956年5月8日

二审以与一审几乎同样的主旨驳回检察官的抗诉

检察官上告(日本实行三审制。有关上告具体可参见日本国刑事诉讼法第405条)

(三)上告审 

最高裁判所大法庭 1963年5月22日

最高裁主要从2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首先是对日本国宪法第23条:【学问的自由】本法保障学问的自由之宪法条文的射程进行解释。其次是该社团活动是否包容于宪法第23条射程之内。具体来说,最高院的法官们是这样讲的:

“宪法第23条所保障的学问的自由,一方面广义上指保障所有国民享有该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指保障以探究真理之学术活动为中心的大学享有该自由的权利。且根据学校教育法52条,宪法也保障教授及其他研究者在大学的讲义中教授其研究成果的自由。”

“为保障大学的学问的自由,传统上认可大学的自治。这里的自治,”特指大学的校长、教授及其他研究者的人事关系由大学自主判断。另外,大学的设施及学生管理方面,作为大学自主秩序维持之权能,给予一定程度的认可。

“在大学里进行的学生集会,也包含在上述范围中。......若学生集会并非为了学问上的研究或发表研究结果,”则不享有大学的学问的自由之权利。其次,若该集会参与者并非只是学生,也允许一般公众入场的情况下,应将其作为或视作公开的集会。

“本件集会,并非是为了学问上的研究与发表,实质上是政治性社会活动,且作为或可视作公开的集会,不享有大学的学问的自由与自治。因此,本件集会中警察的进入行为,没有侵犯大学的学问与自治。”

撤销二审与一审判决,发回东京地方法院重审

(附)再审程序一审判决:有罪

再审程序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再审上告:驳回上告

自事件发生21年后,被告人被判定为有罪。(曾为被告之一的千田謙蔵今年83岁,曾担任秋田県横手市長)

三、法学家学说

该事件在当时备受瞩目的原因有很多。作为社会新闻,由于当时被学生们没收的警察日志的内容暴露了警察长期对学校教师及学生的监视活动,引起了社会上的骚动。法研究上,由于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对宪法二十三条的意义与范围作出判断,所以得到众多关注。

本案是以学生的暴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展开。若当日警察的潜入行为是侵害宪法所保障的法益,那么即便学生的行为在外观上属于犯罪,但该行为是为保护更高法益而采取的手段,则可阻却该行为的违法性。因此,警察官当日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学问的自由之意义及其射程问题便成为探讨的中心(参见高柳信一学問の自由と大学の自治--学内集会に警備情報収集目的を持って立ち入った警察官に対する大学自治保全のための学生の排除行為は刑法上正当行為として違法性を阻却されるか-ジュリスト増刊(憲法の判例(第三版))69页)。

对此,一、二审与上告审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二审是将本件警察潜入集会之行为作为长期在东京大学校园内进行警备情报收集活动中的一环进行评价,因此评价对象为长期进行的警察权活动。而上告审仅着眼于对警察当日潜入集会的行为(参见佐藤功学問の自由と大学の自治 別冊ジュリスト」21号59页)。

比起一审判决,上告审对学问的自由进行了限制性解释。这种解释的差异性,使得学生在享有“大学的学问的自治”上,其权利范围有明显的差别。最高裁的主旨以大学作为“权利及权限的主体...从组织管理论出发...教授及其他研究者作为大学自治的主体...学生作为学校这一营造物的利用者,享有反射性利益。”(高柳信一学問の自由と大学の自治--学内集会に警備情報収集目的を持って立ち入った警察官に対する大学自治保全のための学生の排除行為は刑法上正当行為として違法性を阻却されるか-ジュリスト増刊(憲法の判例(第三版))70页)。相比之下,不论是一审判决,还是现在的通论,学生虽然与“大学教员在地位与职能上有所不同,但也是大学中学问研究与学习的主体,是大学不可欠缺的主体”(竹内俊子学問の自由と大学の自治--ポポロ事別冊ジュリスト186号189页)。

对于集会的政治性与公开性问题,最高裁认为本件集会并非以学问研究为目的且具有公开集会的性质,警察的介入行为并没有侵犯“学问的自由”。诚如一审所述:“本来,学问、教育就是贯穿于国民生活的所有领域,在现代国家,国民的一切生活,不论其个人好恶,都与政治有所关联,将学问、教育的活动与政治完全隔离,完全遮断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是不可能的。学生关心政治社会现象,从广泛的政治社会中选取研究对象或题材...是学习的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警察以怀疑集会的政治性不法性作为介入的正当性理由,是“无视教育、学习的本质性格”。若警察可以以集会性质非学问研究为由进行介入,等于承认了警察权对学校活动的判断权,打开了警察权对大学自治进行侵害的大门。

后 记

不论是本案一审,还是现在的通说,大学的自治,也不是完全的自治圣域。对于一审中所述“除了紧急或不得已的场合”,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不论是大学,还是警察厅,对于警察进入校园的行为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通过产经新闻的采访。京都大学所辖区的警厅认为“除非是发生杀人事件”,同志社大学认为“有外国宾客造访时”关西大学与早稻田大学都表明“警察进入学校,必须要经过事前联络”。

作者简介:汝思思,日本九州大学法学府协力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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