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在东南大学顺利召开
 

20181020日至21日,由东南大学法学院承办,《法学评论》杂志社、《行政法学研究》杂志社和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共同协办的第十三届全国公法博士生论坛在东南大学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时代性与公法的变迁”。来自全国18所高校的30多位专家学者和40多位博士生齐聚东南大学,共话公法学盛事。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院长肖金明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郑戈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刘连泰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杨登峰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何海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教授,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王致女士,山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相焕伟老师,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刘艳红教授等专家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刘鹏老师,《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常务副主任、法学栏目责任编辑沈丽飞老师,《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副主编、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上官丕亮教授,《行政法学研究》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王青斌教授,《法学评论》责任编辑、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副教授,《法商研究》副编审谭冰霖老师等多位特邀编辑和协办方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马源律师等多位实务界专家出席此次论坛。举办方东南大学法学院汪进元教授,孟鸿志教授,龚向和教授,于立深教授,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欧阳本祺教授,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煜兴副教授,陈道英副教授,熊樟林副教授,刘启川副教授等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教师出席参加。

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春主持,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艳红,山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院长肖金明,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晔共同为开幕式致辞。

刘院长首先代表东南大学法学院对与会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东南大学法学院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实力雄厚的公法学团队。随后,刘院长对论坛的三家协办单位以及各位专家抽出宝贵时间和精力支持本次论坛表示了感谢。最后,刘院长向与会同学宣布:在《法学评论》主编秦前红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本次论坛“最佳论文”将会在《法学评论》上刊发;东南大学法学院承诺将给10篇获奖论文以物质奖励并公布了具体的奖励标准。对于东南大学法学院和《法学评论》的善举,在座嘉宾和师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刘院长还呼吁,希望各位名家学者及各大期刊杂志的编辑老师们“常思学术之不易、恒念发表之维艰”,多给广大青年博士提供学术发表的机会,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助力学术成长。

肖金明教授首先感谢以刘艳红院长为代表的东南大学法学院对本次论坛召开的大力支持。随后,肖金明教授对公法学博士生论坛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公法学博士生论坛受启发于吉林大学法理学博士生论坛,截至目前已成为所有博士生论坛中最具影响力的盛会之一。从山东大学到东南大学,公法学博士论坛的成功离不开众多的专家学者对论坛的支持。接着,肖金明教授对于公法学博士生论坛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作了简要的总结。一方面,公法学博士生论坛具有开放性,是开展学科对话、学科交叉的重要平台,给予青年学者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每一届论坛主题都十分生动,学科的时代性十分明显。肖金明教授最后指出,在中国法学变革的背景下,公法学科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需要公法学生不断的思考。

刘晔博士首先对论坛的举办方表达了感谢。东南大学法学院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恰好可以完美地烘托本届论坛的主题,引出本次论坛的厚重感与时代法学的使命感。随后,刘晔博士认为,在国家的发展正处于激流勇进,面向新时代的重要时刻,以法学尤其是公法学的理念与方法应对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机遇与挑战,是时代赋予公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是公法学发展的契机。最后,刘晔博士再次表达了对各位专家学者及本次论坛举办方的感激之情。

报告展示

报告一:基于“重要性理论”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研究(9:20-10:10

本阶段的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赖伟能主持。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晓强以“基于‘重要性理论’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研究”为题作了报告。王晓强博士认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是在法律保留与制度性法律保留的基础上,全面考虑行政机构设置过程中“法与行政”间的关系,立基于法的秩序价值,将法律、法规和规章一并纳入法定化范畴。随后,王晓强博士指出在法定范围的判断上,以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为主的“重要性理论”有其不能承受之重,需以此为基础,从结果层面考虑“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与“行政机构功能和业务属性”两方面的重要性,将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外部行政机构与无行政主体资格的内部行政决策机构的设置纳入法定范围,而无行政主体资格的内部行政执行机构的设置则排除在法定范围外。

学生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逸冉首先对文章的逻辑结构进行了梳理,他认为,从文章的逻辑结构来看,通过法律保留和制度性法律保留两种方式似乎不能很好地回应现实当中除法律以外的法规范与行政机构设置之间的关系。接着,王逸冉博士认为运用“重要性理论”来切入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概念是否可行还有待商榷。随后,王逸冉博士认为第二部分的内容与文章的主题关联性并不是太紧密,建议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进行合并,尽早提出“重要性理论”。评议的最后,王逸冉博士提出一个疑问: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否能在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与重要性理论之间是否有关联性?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周钟敏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点评。第一,文章在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提出“修改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的背景下对行政组织法中最核心的问题,即行政机构的废改立问题来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从微观角度而言对此文章有以下建议:文章的注释规范和文字表述方面可力臻完善,如引注英文文献时,斜体的使用问题等;在文章主题内容上,整篇文章关于行政机构法定化的背景性知识介绍过多,主题切入略晚,同时论述有更深入的空间,对文章核心理论的论述可更进一步挖掘,如第三部分罗列中央文件的形式部分可做进一步论证以加强其证明效力;此外,是否可以结合立法机关审查预算案的形式来解决行政机构设置中存在的问题。第三,提出了存于心中的疑问:在立法机关态度冷淡、政府事权划分滞后、中国式行政分权改革等现实困境面前,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是否过于理想化?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刘鹏副主编首先表达了对论坛主办方的感谢。随后,刘鹏编辑结合自己的研究对王晓强博士的文章作了精彩的点评。刘鹏编辑从专业角度出发对什么是学术论文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学术论文要和实践性、技术性、操作性层面保持一定的距离,且一定要有理论深度。这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文章的选题。文章选题既要结合学科的价值,也要结合时代的特点即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程。从国家社会层面看,本文选题比较切合时代的主题。此外刘鹏编辑从学科归属层面出发认为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特别需要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不能老着眼于细致化的研究。其二,如何论述。王晓强博士的文章选择重要性理论,对此,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追问。第一,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理论来论述这个问题;第二,为什么要选择“重要性理论”;第三,对“重要性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内容的探讨;第四,我们怎么样用“重要性理论”来论述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对中国理论的概括和提炼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刘鹏编辑提出更希望看到的是文章对“重要性理论”在行政组织法领域内的发展,之后才是适用的问题。最后刘鹏编辑认为从论述上看这篇文章侧重于解释论层面的做法值得肯定,同时指出这篇论文还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空间:其一是对行政机构的实践的观察和梳理还有待加强;其二是对规范和政策的梳理应该更加明确。

东南大学法学院孟鸿志教授进行评议。孟鸿志教授以文章选题角度为切入点,肯定了本文选题的意义、难度与价值性,并指出该文弥补了行政组织法研究在实践领域的不足。同时通过剖析实证案例的方式指出了文章可改进之处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一方面,纳入法定化的内外机构探讨可更加深入,制度性法律保留与组织性法律保留的“法言法语”有待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行政机构的特性,进一步梳理“组织”和“职权”的类型划分。在评议环节最后孟鸿志教授对此文章给予了更多期许。

报告二: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规范建构(10:20-11:10

本阶段的报告由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罗骁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许瑞超以“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规范建构——以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控制为视角”为题作了报告。许瑞超博士从“五大主体”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权力秩序逻辑、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规范涵义、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要求权规范建构的依据及其内部体系构造等四方面,来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规范建构问题。

学生点评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娅从文章的语词使用、结构安排和内容安排三个方面进行了点评。首先,文章中部分语词之间的界定不太明显,如其中所涵摄的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合宪性控制这三个词语。其次,关于文章结构安排上,存在全文主逻辑线索不够清晰和实践意义的论述较欠缺等问题。最后,部分内容可能需要再考量,同时也有必要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审查要求形式作出进一步的区分。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朱军认为,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回答最高人民法院对法规、司法解释具有的合宪性审查要求权是什么以及如何行使的问题,然而仔细阅读文章发现其主要内容与上面的主观认知差别较大。 首先,文章前两部分所得出的结论相对于论证来说比较平淡。其次,文章将人权保护义务、合宪性解释与提请裁决之义务作为直接作为规范基础还有待商榷。再次,文章的第五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但这部分并未与前四部分建立起必要的联系,使得文章的自洽性不足。为此,朱军博士认为文章应该尽量压缩第一、二部分,作为论述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论据加以使用,而第三、四部分则可以进行合并,第五部分在一、二部分的基础上进行充实提高。

专家点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举办方的感谢。随后,王锴教授主要指出文章中值得商榷之处。第一个方面,文章把最高人民法院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权”建构为power,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谁可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power,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其最高性就体现在单向监督上。另外,建构为power是否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受理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的审查要求。在德国更多的是将其理解为right,表明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受理时需要具体考虑申请条件。第二个方面,文章的副标题“以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控制为视角”,但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司法解释有没有合宪性审查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司法解释主要是做合法性审查,除非法律本身违宪了才有可能做违宪审查,然而实际上审查的是法律而不是司法解释。

《法学评论》责任编辑、武汉大学法学院黄明涛副教授针对许瑞超博士的论文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最高法院审查要求权在文章中定位不清晰,全文思路主要依托于个案、附随于最高法院审判权而引发的对规范的审查要求权。但文章标题却未明确文章依托于个案的思路只是在结语部分与文章题目和开头相符。第二,文章审查要求权内涵建构展开方法不清晰,从文章第三部分来看要求权具体含义应落脚于权的效能,但文章未完成对审查要求权内涵的建构。第三,文章表述存在一些问题,文中概念定义不清晰,例如文中对宪法规定型与民主集中型这一权利分类其实并不在同一层次。最后,黄明涛副教授对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当前比较欠缺合宪性审查的环境下,很难对二者关系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在对人大立法不能进行实质性合法性审查的情况之下,我们需做实质意义上的宪法规范。

报告三:交通法治视野下路权生成逻辑的证成和规范的建构(11:20-12:10

本阶段的报告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李淮主持。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李蕊以“交通法治视野下路权生成的逻辑证成和规范建构”为题作了报告。李蕊博士通过跨越国界的“同案不同判”及其类似案件提出,实现正义的最根本解决之道在于路权的证成和建构。对此,李蕊博士首先回应了当前学者对路权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并从社会、制度、控制三个维度进行路权生成的逻辑证成。随后,在本国交通治理生态检讨的基础上,比较、借鉴和有选择的吸收其他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先进立法和判例经验。最后李蕊博士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提出对路权功能体系的构建。

学生点评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生薛洁首先对论文表示了肯定,认为论文关注到了公民对公共资源使用的利益和要求,选题十分新颖,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性。接着薛洁博士也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在对路权的证成中,路权作为公共资源子系统中的一部分,其如何区别于其他的权利呢?第二,在控制逻辑的论证上,呼吁路权话语体系的生成是否有必要性以及以提案为例证明立法对行政控制的缺位也有待商榷。第三,作者提倡功能主义的建构模式,对其过度关注是否会导致语义越轨。第四,作者提出的路权二元构建模式能否直接套用基本权利双重性质中的主观权利功能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为此,作者可以考虑加强宪法上未列举权利的理论进行说理和论证。

南开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何天文认为本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跨越宪法和行政法的命题,围绕约束交通行政权的行使,保障公民关于道路的权益,赋予道路权益以基本权利的地位展开。随后,何天文博士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从路权的逻辑证成与路权的规范建构两个方面概述了李蕊博士文中的观点。最后,何天文博士也提出对文章的一些看法:一是文章指出道路封锁和单双号限行都是对公民路权的干预,但其更倾向于将单双号限制认为是财产权限制或管制性工作还有待商榷;二是文章特色是坚持比较法视野,但需要与本土法治环境需求相结合,在路权构建过程中需要探索上位法规则;三是主体是否应该有所限制的问题,这一点可借鉴台湾地区学者区分主体对于路权是依赖利用还是事实利用,从而使得反射利益与路权呈现相对化趋势这一思路。

专家点评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院长肖金明教授指出交通法治是法治问题中学者关注较多的领域。交通法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以及如何维护等方面。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路权的生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路权的概念界定问题?对此,肖金明教授认为将路权定义为社会权的范畴更为恰当,同时也希望作者对路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更为清晰的界定。肖金明教授指出文章对社会维度、制度维度、控制维度三个层面的证成还不够周密,需要进一步厘清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此外,文章中还需强化路权在三种模式中的理念意义和构成意义。

《高等学校学术文摘》常务副主任、《高等学校学术文摘》法学栏目沈丽飞责任编辑对文章进行了精彩的点评。沈丽飞主任认为本文选题独特、观点新颖,体现了作者问题意识,文章篇幅合适,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基本功,在研究方法上同时运用法理学、法哲学和其他社会学方法交叉运用,秉承了江南学派风格。随后沈丽飞主任对文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点评,一方面,文章对中国路权的认识还不清楚,对路权的接轨体系、路权的主体和概念未进行明确界定。借鉴域外法律制度,从我国行政法教义角度,要从法律范围之内观察法律,同时要从法律范围之外观察法律现象。在研究学术评论时可借鉴国外理论观点,但研究问题时需要落脚我国法律制度和实践。另一方面,文章谈到德国公物法概念,但没有详细展开,作为公物的一个载体,公物概念可在文章中详细展开。

报告四: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双面法治逻辑及统合(14:00-14:50

本阶段的报告由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振华主持。

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范奇以“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双面法治逻辑及统合”为题作了报告。范奇博士从法学的视角来界定“国家行政权”与“社团自治权”定性之争,发现两者本质都是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从防御政府这一初衷来看,两者可以调和。基于此,范奇博士对双重面向的规范内涵进行探明,并在此基础上借用天平原理将两者表达为“外部分权”与“内部治理”的双面逻辑。随后,范奇博士进一步对双面逻辑在防御政府、保障高校自主性上的同一性进行解读,寻找双面逻辑的“权重”因子,进而完成两种逻辑之间的统合,构建“办学自主权”新的认识框架。

学生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康骁认为,文章内容丰富,视角独特,学习之后很受启发。第一点正如作者所说,既往的研究过于强调国家行政与社团自治之间的对立,忽视了两者在高校这一主体之上的统一。这种忽视的弊端在于,一方面我们用行政的方式处理高校自治事务,另一方面又用自治的思维抵抗行政权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运作,因此,要转换内外视角,用办学自主权统合行政和自治,将行政的内容还给行政,将自治的内容还给自治。随后,康骁博士指出,在我国,高校是国家出资举办的事业单位法人,具有比较强的公权力因素。作为制度性保障的大学自治也不符合我国的现行法和理论学说,采取何种形式来组织公立高校应由立法者决定,但底线是不侵犯学术自由。因此,或许可以考虑把公立高校的自治看作一种自治行政,从而解决可诉性和受案范围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廖吕有首先对文章进行了肯定,论文采取一个全新的视角,平衡、统合高校自治权的双面逻辑,并且以高校章程作为载体,很有启发性,而且对于高校法治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紧接着,针对论文存在的问题,廖吕有博士提出了几点意见:第一,文章内容很详实,旁征博引,但是比较晦涩,读起来比较费劲。第二,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混杂。第三,文章的前提是外部权力与内部权利相分离,外部都是权力,内部都是权利过于简化了问题。第四,法律授权与行政授权有一定程度的混淆。第五,文章将校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并且将其定性为“权力”,似乎不妥。

专家点评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副主编、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上官丕亮教授针对文章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非常详实的意见。首先,上官丕亮教授指出文章问题意识不强,要解决的问题在引言中没有引出。其次,文章中部分概念和内涵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明晰,如双层面向的法治逻辑关系、高校过度行政化中的行政化概念,高校的各种权力,比如学位授予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力还是学校自主权应有的内涵等等。再次,上官丕亮教授指出文章的论证还需要更为详实和严谨,如文章并没有详细论证高校的公共职能,组织的地位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以及将公办学校定位为私主体是否能够成立等问题。最后,上官丕亮教授指出,若能够对《高等教育法》中有关高校依法自主办学方面的法律条文进行规范分析或案例分析,文章的内容将会更为完整。

东南大学法学院龚向和教授提到,目前关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办学自主权”的性质界定尚未形成定论,文章对学界争议的“办学自主权”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行政权”与“社团自治权”进行统合,探讨二者外部分权与内部治理的各自逻辑及其密切关系,为全面认识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随后,针对范奇博士认为办学自主权中国家行政权与社团自治权的双重面向是尖锐对立的观点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虽然学界对办学自主权的定性存在许多争论,各个理论从不同侧面对办学自主权进行概括、凝练,但并没有将国家行政权与社团自治权绝对的对立起来。第二,办学自主权包含的两个面向作为同一主体拥有的权力或权利,自然不存在对立,那二者之间更无需平衡。另外,龚向和教授指出,针对与政府外部分权如何进行,报告人根据学校学位观点,认为应扩大高校的自主权的论述,与我国现行的国家学位制度并不相符。

报告五:行政法中“集体讨论制定”的叙述与解读(15:00-15:50

本阶段的报告由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运昊主持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生郑琦以“行政法中‘集体讨论制度’的叙述与解读——以 70 部法律规范文本为分析对象的‘具体化’路径探索”为题作了报告。郑琦博士在对现有70部法律规范进行梳理后发现“集体讨论制度”的规范体系可操作性不强,不具有系统性和可示范性。接着,郑琦博士对“集体讨论制度”在实践运行中有存在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证,随后,郑琦博士从争议较大的决议规则进行阐述,认为应将集体讨论决定的决议规则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组织原则结合起来,强调集体讨论是促成而不是替代行政机关首长决策。最后,就“集体讨论制度”缺少司法规制这一点,郑琦博士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内部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质影响时,该内部行政行为具有了可诉性的基础。因此,可将特定的效力“外化”的集体讨论决定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学生点评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周乐军认为,郑琦博士这篇文章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文章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文章仅对我国行政法中的集体讨论制度进行了实证法上叙述与解读,却未能借助相关的理论对集体讨论制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判与回应;其次,文章中提到的适用规则、制度构建有说服力不足的显著缺憾。再次,周乐军博士认为这篇论文的内容与观点上还有很多需要商榷之处,如作为一种内部行政行为,集体讨论制度是否必然需要完全地符合上位法等问题。此外,由于政府内设机构的法制办已经转入司法局,因此,涉及到的相关职能应该区别考量,然而并未在文中看到作者的回应。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生黄文翰认为,文章叙述得体,解读到位,在叙述部分基于70部法律规范文本进行梳理分析,较为细致与全面。随后,黄文瀚博士从解读深度、解读维度、解读内容三个角度进行评议。在解读深度上,黄文翰博士认为文章对核心问题的挖掘仍有研究空间,即背后的立法规律等,文章从“筛选机制”出发,从“筛选机制”到“立法规律”、“立法设计”、“立法考量”的深化,是最应当有所表现的。在解读维度上,文章对于集体负责制与部长负责制中多数块运用可能会产生的冲突与矛盾,对如何调节的解读有所缺失,使得文章有戛然而止之感。在解读内容上,可以添加时代性变迁的内容。

专家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教授首先对文章的选题予以了肯定,他认为郑琦博士提出来集体讨论要不要规范化、如何规范化的问题,立意较新。随后,沈岿教授分三个层次谈论了对文章的看法。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集体讨论程序是否需要规范以及规范的意义是什么。然而文章在第五部分才谈涉及集体讨论程序的正当性,对该问题作出回应,在结构上存在不合理之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其确实是正当的,应当在什么范围和什么程度内进行规范。文章提出对集体讨论适用的情形、内容以及程序等问题都要规范化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虑。第三是如何规范化的问题,即形式上要以怎样的形式加以规范。此外,沈岿教授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对自己对文章修改的建议:第一,文章结构明显不合理,文章开篇应明确提出集体讨论程序的用意及正当性。第二,文章学术规范有待提升。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希望作者把样本以外的实际调研放入文章之中。第四,文章应明确集体讨论最应规范化的内容以及探讨清楚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关系。

《行政法学研究》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王青斌教授首先肯定了范奇博士的论文选题。随后,王青斌教授指出文章主要存在三个较大的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建议:首先,文章缺乏问题意识。写文章要具备问题意识,这样才具有写作意义。就该文章来说,可通过范例来说明我国集体讨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其次,文章内容空泛,缺乏理论深度。比如可通过阐释集体讨论制度与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间的关系来提升文章深度。最后,文中提到的司法规制等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在实践中对所有阶段的行为都可诉的话,按照共识一般不可诉,行政效率难以保证。

同时,文章也存在一些副标题太长且无意义、难以表述作者观点,部分表达缺乏逻辑性,用语不规范等小问题。最后王青斌教授从编辑的身份出发就论文规范写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报告六:论行政行为的明确性(16:00-16:50

本阶段的报告由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陈建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留一以“论行政行为的明确性”为题作了报告。首先,王留一博士根据对案例的研究发现行政行为明确性存在理论研究不足,制度未规定对明确性的审查以及实务中法院忽略审查明确性事项的问题。其次,王留一博士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行政行为应当明确到何种程度。第二,不明确的法律后果。第三,增进明确性的计划。最后,王留一博士认为论文的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行政行为明确性的审查强度,尚未抽象出一个具体的基准,也未结合案例展开具体的分析。二是,关于确立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法定解释义务,还应当进一步论证其理论的依据。

学生点评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聂帅钧首先对文章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接着,他对文章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文章对行政行为明确性的定位有待厘清。聂帅钧博士认为本文对行政行为明确性的理论命题,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和消解了既有行政法学的概念体系。第二,文章对不明确判决理由的论证略显武断。第三,文章第三部分的论证逻辑难以自洽,对行政行为明确性的审查与法律明确性的审查强度关系的论述存在一定矛盾,需要进一步精炼文字表述。此外,第三部分的第三个二级标题“排除规则”的表述略显突兀,聂帅钧博士认为可考虑将“排除规则”改为“审查例外”。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李淮认为,文章的亮点是论据素材全面、扎实,逻辑严谨,层层推进。但文章仍有需要改进之处:一方面,在论述审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时的明确性标准该如何自处时,主要是借鉴他人观点,未提出自己的新论据,创新性和研究意义有待加强;另一方面,部分结论论证需要充实,观点值得商榷,从直接切入主题的角度,建议将题目改为论行政决定的明确性。此外,李淮博士也提出了两点疑问:一是文章中的初步结论是司法对行政行为明确性的审查强度要高于法律明确性的审查强度,那么对于行政规定的明确性要求来说,是不是也要低于对于行政行为的明确性审查标准?二是在诉讼中,如果一个行政行为的明确性受到了质疑,法院可否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不去撤销或者确认违法,而是根据自己对行政行为内容的认识去取代行政机关对于行政行为作出的后续解释,直接确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一次性地解决行政争议?

专家点评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杨登峰教授首先指出文章存在的四个优点:第一,文章选题具有意义。第二,文章资料梳理清晰,文献较为全面。第三,文章体系结构设计合理,反应出作者的思路非常清晰。第四,文章有一定的创新性,虽然观点上并非无可挑剔,但总体思路值得肯定。随后,杨登峰教授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对于行政行为明确性的意义可以进一步深化扩展,特别是行政行为不明确对司法审查引发的问题,可以交代得更深刻。二是,文章从案例引起问题,但实际上这个案例并非十分切题,作者可以更全面地搜集类似并且更切题的案例。三是文章个别标题还有待斟酌,有待调整。四是,对于不明确的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判断还应斟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谭冰霖副编审对文章的优点进行了肯定,他认为文章的选题具有基础理论价值、框架清楚、论证细致严谨的优点,虽然本文引用的众多材料中有不切合之处,但整体而言找到了司法判决中或行政实践中运用行政行为的明确性来解决问题的案例。随后,针对文章存在的问题,谭冰霖副编审提出了几点建设性的意见:第一,从文章形式上来看,可把本文的引言与问题提出合并起来,同时在标题拟定时,要确保全文标题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至于文章所存的实质问题:一方面,文章写作中回避了抽象行政行为的明确性,此处的回避并没有依据。何为行政行为的明确性,在文中有必要做一个关于法律的明确性能不能以及怎样移植到行政行为明确性上的文献的回顾,这关系文章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厚度。另一方面,行文不够流畅,解释性旁白太多,从而影响了文章的精炼性、可读性。

报告七:论准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17:00-17:50

本阶段的报告由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陈辉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玎以“论准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为题作了报告。王玎博士首先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32个准征收案件时,主要采用的管制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互惠利益等四类标准进行了分析和论证。随后,通过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形成的四类主要判定标准进行形式与实质递进式的双阶层划分,实现对准征收构成标准的体系构建。

学生点评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孙媛认为王玎博士的论文较以往的研究具有系统化的创新,文章脉络清晰,下了苦功夫。随后,孙媛博士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一是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跳出了域外个案经验的研究,但对美国司法案例的搜集情况需要作进一步地交代。对此,孙媛博士建议用图表对案例进行整理。二是文章为了更简洁地判断准征收而提出的先形式后实质的二阶层识别标准,实则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效果。三是文章中的二阶层识别标准在中国的适用还有待理论和事例的论证。

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陆海波在肯定文章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基础上,就文章的内容与写作结构、用词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首先,陆海波博士认为整篇文章的域外案列介绍篇幅稍多,建构于我国话语体系基础上的准征收构成标准论述不够深入。接着,基于对文章选取的32个案例发生时间较早,不能反映准征收案例最新发展的动态。对此,陆海波博士认为文章可选取典型案例,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面的综合性分析。最后,陆海波博士就文章语言精练、个别小标题的用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专家点评

厦门大学法学院刘连泰教授首先指明,文章论述的是财产法领域里的重要问题,作者非常具有问题意识,同时作者力图提炼美国法上的管制性征收教义,勇气可嘉。接着,刘连泰教授指出文章的改进空间仍然很大,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基本概念界定的问题。作者将准征收与regulatory taking对应,但美国财产法上与准征收更接近的语词可能是inverse condemnation。第二,对基本教义的归纳问题。刘连泰教授指出,文章力图颠覆美国财产法上的通说,构建一个多标准的体系,并分为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但这一标准不尽合理。第三,判例的选取问题。文章创造性地将对管制性征收案件的探讨前推到1885年的Wurts案,有合理之处,但是对一些案例则过度解读了。另外,在讨论是否实质性促进公共利益时,案例的选取有所遗漏。第四,叙述的逻辑问题。刘连泰教授认为文章其实是以德国法叙述方式和概念阐述美国法的问题。

东南大学法学院陈道英副教授首先对作者的研究给予了肯定。随后,陈道英副教授也指出文章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本文研究方法存在问题。陈道英副教授指出文章的研究对象为美国法,但却采用了德国的研究方法。其次,研究思路上存在问题。陈道英副教授提出要注意美国的普通法背景,不要以大陆法思维进行分析。最后,陈道英副教授认为,文章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国外法律案件背后的意义,在结合本国法律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报告八: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审查基准建构(8:30-9:20

本阶段的报告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唐冬平主持。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郭文涛以“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审查基准建构”为题作了报告。 郭文涛博士在引介德国和美国合宪性审查基准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合宪性审查模式在基本权利限制方面的审查基准。郭文涛博士首先对合宪性审查基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厘清。随后,郭文涛博士详细介绍了德国的单一合宪性审查基准和美国的三重合宪性审查基准。最后,郭文涛博士提出,中国合宪性审查基准的选择,可借鉴美国式的三重合宪性审查基准,结合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实践,构建中国式“双阶五重合宪性审查基准”。

学生点评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石晶从选题、问题意识、论证、观点和形式五个方面对论文进行了评议。首先,石晶博士认为文章以合宪性审查基准的理论建构切入,具有新视角的创新性。其次,石晶博士认为本文的问题意识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再次,在论证方面,石晶博士认为文章可以适当缩减对比例原则的介绍。在观点方面,石晶博士以能否突破自由权与平等权这两个维度以及从权利功能划分的角度进行审查基准的类型化处理为例,指出本文在实质审查基准上的创新性有待进一步凸显。最后,在形式上,石晶博士建议将“双阶五重合宪性审查基准”这一结论进行图表可视化,以增强读者的直观理解。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李雷首先肯定了文章的研究价值,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论文的看法。首先,李雷博士认为对文章核心概念“合宪性审查基准”的定义应该更加精准,核心概念的定位差异,影响了对合宪性审查基准内涵的准确认定,仍需完善。其次,李雷博士认为应该进一步论证美国模式下的形式合宪性审查基准。另外,文章并没有详细论证宪法授权和法律保留两项原则之间的区别,也没有对三项审查基准的内涵进行精准的定义。最后,李雷博士认为文章还需要仔细推敲细节方面的问题。

专家点评

东南大学法学院汪进元教授从三方面谈论了对文章的看法。首先,汪进元教授认为文章的选题有价值,但如何论述还需作进一步的思考。其次,是基本概念的问题。汪进元教授指出,三重审查、比例原则等概念只是审查基准的一个方面,是技术性规范,虽然能够为解释个案法律的合宪性提供路径和方法,但是宪法的解释基准应该是宪法解释,抛开宪法重新创造基准体系的做法值得考量。最后,是西方制度的中国化问题。汪进元教授指出,合宪性审查问题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借鉴域外经验时要考虑域外国家自身的规范结构和文化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首先表达了对文章选题价值的肯定。随后,张翔教授从微观角度提出了文章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本文注解存在重要文献遗漏、引用单一等问题,追其本源在文献检梳理索时遗漏了相关资料。第二,文章引用较多二手资料,其权威性和规范性较差,需对原始资料作进一步的搜集。第三,张翔教授进一步提示,学术论文的写作要注意用语的规范。最后,张翔教授以本次报告内容为契机,提醒年轻学者进行比较法研究时应谨慎,不能仅进行简单的中外比较。

报告九:伟大的“篡夺”: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配置权(9:30-10:20

本阶段的报告由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春主持。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生陈锦波以“伟大的‘篡夺’: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配置权”为题作了报告。首先,陈锦波博士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案例出发对法院行使证明责任配置权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随后,陈锦波博士分别阐述了学界通说和实务做法,他认为两者存在悖反的背后,蕴含了对一般司法规律和行政诉讼制度特性的综合学理考量。最后,陈锦波博士认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享有证明责任配置权是有事实规范和学理依据的,但这项权利的行使也要有相应的限制。

学生点评

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何盼盼首先肯定了论文的选题价值。随后,何盼盼博士对论文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何盼盼博士认为文章在观点提出和立论部分存在较大的理论缺陷,对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配置权的界定不够明晰。接着,何盼盼博士认为文章所选的三个公报案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存在证明力不足的问题。何盼盼博士认为,论文对《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中的规定,能否被认定为是对法院证明责任配置权的规定,缺少足够的论证和说明。最后,何盼盼博士提出,文章没有说明法院拥有证明责任配置权的合理性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李烁博士首先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表示赞同。此外,李烁博士也表达了自己对于文章的两点疑问。其一,从论文逻辑结构上讲,文章通过三个案例能否得出行文结论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要确保论文中的案例能够代表司法机关对于举证责任配置的普遍性认识,至少在案例数量以及代表性上要有所提升。其二,李烁博士认为,文章第二部分所列举的前两个案例以及围绕这些案例开展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法院调查取证的合理性及其限度问题,而非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为此,李烁博士建议文章有必要重新审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含义,尤其是结合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模式来分析我国语境下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相关问题。

专家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何海波教授指出,文章对“证明责任只能由立法机关配置”没有予以充分的论证,同时文章中关于“理论界否定法院享有证明责任配置权”的依据缺乏令人信服的资料。其次,何海波教授指出,文章虽然看到了法院设置证明责任和立法条文之间的出入,但是立法从来都是有缺陷的,对立法条文要做善意的理解,不能太拘泥于文字。最后,何海波教授对于文章的选题价值进行了肯定,并建议作者收集更多的案例,然后依据理论框架进行更清晰地论述。

南京大学法学院王太高教授针对陈锦波博士的文章所存问题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首先,王太高教授认为文章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配置权的分析较为浅显,没有涉及到对相关具体议题的探讨。其次,王太高教授指出文章对证明责任配置权研究较为泛化,例如文章把“法院对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排除”作为论点不具备合理性。再次,王太高教授认为文章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讨论证明责任配置权的限度,合理确定限度的边界。最后,王太高教授就文章所引材料的恰当性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对案例的援引须在充分了解案卷事实的基础上进行。

报告十:新行政法背景下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机制探析——以“看门人”理论的新发展为视角(9:20-10:10

本阶段的报告由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晔主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李梦琳以“新行政法背景下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机制探析——以‘看门人’理论的新发展为视角”为题作了报告。首先,李梦琳博士从网络直播乱象出发,对现有监管模式的不足进行了论证。随后,李梦琳博士认为应当以私人规制、“看门人” 和合同治理等理论为基础,在具体监管过程中以合同治理为分析框架,从平台准入阶段、平台运营阶段和后直播阶段三个阶段出发,结合算法规制、群众治理、声誉机制和助推理论等理论,来架构科学、合理的网络直播监管机制。最后,李梦琳博士认为数字经济时代需要私人规制者发挥技术和信息优势,用更灵活的监管机制来实现“新治理”。

学生点评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白云锋博士针对这篇文章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看法:第一,文章缺少对“看门人”理论结构能够适用于“网络直播现象”的事实结构论证,且对文章中提到的合同看门人、技术看门人、合作看门人等概念没有进行结构性的展开。为此,白云锋博士建议,就“看门人”理论的内在三方主体架构进行展开,对网络直播平台的结构进行论证,再对二者相契合之处以及个性化进行阐释,以完成文章的理论构造。第二,文章对政府与市场、法定与意定的逻辑主线梳理不够清晰。第三,就文章中的政府监管、平台监管和用户监督机制的论述,建议将论述视角统一并且将法学作为论述视角的主要成分。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生肖洒认为,文章在问题、思路、素材、行文方面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问题方面,挖掘的深度可更进一步,问题的张力表现不够,建议在关于平台监管的探讨上,深入追问直播平台和电商平台的区别。思路方面,, 文章仅讨论了平台的监管责任,而没有提到政府,未能体现多元规制主体共同作用的规制结构。素材方面,文章在理论、制度与实践三大方面都有缺失。行文方面,应更多地借鉴国内已有的学术讨论成果,而不是不加思考地直接翻译外文文献。

专家点评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郑戈教授点出此篇文章的优点:文章很好地把握住了网络时代的关键问题,透过关键问题看公法与私法的关系、行政法与民法的关系,并进一步把这些关系置于新行政法、规制理论的框架内加以讨论,是一篇问题比较重要、方法比较新颖的文章。同时,郑戈教授也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第一,语言表达较为生涩,大量借助西方的理论,但对理论的消化不完全。另外,文章后半部分还存在错字的问题。第二,内容方面文章最开始强调市场竞争本身不足以解决直播中的问题,但在后面的写作中又非常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存在前后逻辑的错乱。第三,文章在论述中忽视了行政机关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应当建构更加均衡的理论模式。

东南大学法学院于立深教授就李梦琳博士的报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报告人的论文在标题上用了“新行政法”一词,而文章却仍是在探讨民事主体行使行政法上的监管职责,属于传统行政法的二元主体结构理论的重新演绎。第二,针对文章提出的行政法三元主体结构,即网络直播平台与主播之间的用户关系、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民事关系、平台与政府之间的监管关系。于立深教授指出,文章对平台与主播之间以及平台和用户之间探讨较多,但平台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关键的问题,为此,应对政府监管部分作进一步地描述。第三,于立深教授指出,对平台的监管权本质属性的界定以及监管权的来源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最后,于立深教授结合自己最近的研究,对李梦琳博士给予了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上的指点。

闭幕式

会议闭幕式由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张运昊主持,清华大学法学院何海波教授、东南大学法学院于立深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分别进行了综合点评。

何海波教授从学术写作、学术评议和学术发表三个方面向与会师生分享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何海波教授首先以朴实真诚的语言指出了学术写作的重要性:写作不仅是做好学问的衡量标准,也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在这其中,有价值的问题是学术写作的前提,要把选题意识放在更宏阔的领域去思考,找到真正的问题去挖掘、去探索。同时,何海波教授认为实证研究将成为法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鼓励青年学者投身法学实证研究。同时提出,文献综述是文章创新和突破的关键一环,希望青年学者拓宽阅读面,尽可能的实现对文献的全面检索与阅读。随后,何海波教授就学术评议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评议人更多的是对文章展开评议,评议内容要真诚,要直言不讳,且青年学者应该养成“以批评他人为乐,以被别人批评为荣”的习惯,珍惜评议与被批评的机会。最后,何海波教授以一名编辑的视角,表达了对本次论坛能够为青年学者提供论文发表机会的肯定,并勉励青年学者“眼界决定高度”,文章能够发表固然可喜,但写出好文章更为重要,青年学者是未来法学研究的主力军,要用心钻研,共同推动法学研究的发展。

于立深教授简要地谈了三点感想:一是沟通理性。于立深教授指出,同学们的论文平常缺少和他人交流的机会,往往在最后送审时才被人发现或者评价,而博士生论坛恰恰是同学们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自己也向同学们学习了很多东西,更加了解学术新生代对问题的看法。二是艰难思考。于立深教授称,一切卓越的事情罕有而且艰难。他很高兴看到同学们的论文都不是一味追赶热度,都是经过有深度、理性化的思考,也都有新的研究视角、新的方法,这一切都是非常艰难的。对此,于立深教授认为,有思考就是好论文,年轻人最大的资本就是思考。三是一点彷徨。于立深教授称,在论坛中老师对同学的论文作出了很多评价、同辈学友给予了很多建议,但是并未真正解决学生们的问题,比如如何用外国的理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到底如何做好实证研究,或许教师也很彷徨。最后,于立深教授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沟通、思考、人生选择以及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战斗力。

张翔教授主要就学术论文写作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论文选题。张翔教授简要的评价了本次论坛的汇报论文的题目,并呼吁各位同学在今后的学习中须在选题上再下功夫。

第二,关于文献、资料梳理。“读天下书未尽,不敢妄下片言”,在做研究时要尽量搜集相关资料,虽然文献不可能穷尽,但也要尽力保证文献的充足。同时,做好文献梳理不仅有助于文章写作,对于事后的投稿阶段也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关于论文写作,写作过程中要谨慎创新,做到创新有缘有据;同时写作过程要注意语言的规范化和客观化,合理运用消极修辞、积极修辞。

最后,张翔教授建议各位博士在博士生涯中要让自己“闲下来”,有一个宁静的心态去深入阅读思考问题。只有沉静下来才能完成不断地知识积累,从而实现理论创新。

本届论坛主办方东南大学法学院汪进元教授公布了获奖论文名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翔教授和东南大学法学院龚向和教授为第十三届公法学博士生论坛一等奖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玎,二等奖2人,三等奖3人以及优秀奖获得者4人及“最佳评议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逸冉颁奖。颁奖环节后,首先由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煜兴副教授致闭幕辞。李煜兴副院长向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博士同学以及给予本次论坛大力支持的协办方《法学评论》杂志社、《行政法学研究》杂志社、江苏博士达律师事务所表达了最真挚的感谢。随后,下届论坛承办单位山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相焕伟老师,及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刘晔代表发言。最后,本次论坛承办方东南大学法学院同第十四届论坛承办方山东大学法学院交接会旗。第十三届全国公法学博士生论坛在一片持续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发布时间:201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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