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
作者:李昌庚  
    摘要: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如同公司治理。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基于人性禀赋及其市场经济要求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也存在不同国情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才凸显其意义。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避免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干扰,也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基于特殊国情,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现象。因此,历史惯性下的特殊国情促使中国更应当考虑通过威权政治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 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 威权政治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界和实务界为此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研讨与实践,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如“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等。

检索汗牛充栋的相关文献资料,许多学者围绕“治理”概念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治理与统治、管理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甚至认为“治理”概念来源于西方的“Governance”,以此体现出“治理”概念的提出优越于“统治”或“管理”等概念,从而证明一种治国进步。笔者以为,英文的“Governance”既可以翻译成“治理”,也可以翻译成“统治”或“管理”等,这要取决于不同语境。从此视角来看,“Governance”如何翻译并不重要,进一步而言,“治理”、“统治”或“管理”等概念对于老百姓并不重要,关键取决于其所生成的土壤及其制度构建。

之所以费此口舌,笔者试图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到底意义何在?如果对照一下我国建国后提出的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那么针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体制等领域改革的现实国情,“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含蓄表达。虽然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表达,但其关键在于政治现代化。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都是一种尝试与探索。其实,学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或路径” 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法治化”的探讨最终都取决于政治现代化。

如果回避“政治现代化”而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许是对党和政府政策的一种误读,甚至还可能徒增所谓中国特色的概念,其结果只能是舍本逐末,延误改革时机,最终将有可能又重新回到经济体制改革原点上。

由此决定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等领域的改革,而且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其实又回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说,邓小平早就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从他的诸多论述中可以推断,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留给后人在条件成熟时解决。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及为此而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及明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必然。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

(一)熟人社会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人类社会早期或其他某个社会阶段,由于受到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自然经济,以及以“单位”和“组织”为纽带的行政依附型计划经济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熟人社会。中国也不例外,而且其所经历的时间及其表征更为明显。

在熟人社会中,人的保持适度距离的潜意识本能被熟人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其人情关系等所掩盖,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孤立的人身依附型的家族社会、部族社会、宗法社会或“单位”社会,人性弱点或人性“恶”的一面在人与人过分近距离接触中而得到膨胀。但人性中的道德异化又容易被熟人间的人情关系、组织关系所遮掩。所谓权谋术、诚信缺失、内耗以及奴性、服从与中庸等人性弱点在熟人社会中就表现得更为显著。因此,熟人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理模式:一方面,这种人身依附性的熟人社会通过血缘、人情或组织关系维系着一个个家族、部族或“单位”秩序,从而形成部族、家族或“单位”治理的宗法制度;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浓缩,国家治理就是一种放大的部族、家族或“单位”治理的宗法制度。故熟人社会实质为人情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

从古代中国来看,“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推崇“三纲五常”的礼制,以及国家层面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和家族层面的宗法制度,构成了熟人社会主要的治理模式。同样,计划经济不仅要求政治框架中的专制,而且在价值追求领域和对价值的追问中亦要求集权的思维图像。[]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不例外,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道德异化和集权政治等诸多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

由此可见,虽然这种植根于特定的农耕经济、游牧经济或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熟人社会在有些国家也有过特定历史阶段意义上的成熟国家治理,如古代中国的盛唐时期、康乾盛世等,并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从近现代社会人性权利需求基于特定条件的彰显来看,却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缓慢或民主法治比较薄弱。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经济发达的阿拉伯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缓慢或民主法治比较薄弱,固然因素很多,这类国家除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影响外,还因为这类国家的经济发达主要依赖于石油资源,而非工商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达,仍较多保留了部族或家族为单位的熟人社会特征等。

(二)陌生人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陌生人社会是相对于熟人社会而言,两者均具有相对性。在工商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和移民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人与人保持适度距离的陌生人社会,从而构成了相对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以陌生人社会为主导的公共社会。这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或移民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从根本上有别于乡土社会、宗族社会或“单位”社会。这是公民及其公民社会形成的根基,也是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度距离的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结构不仅减少或降低了人性弱点或人性“恶”的一面发挥或膨胀的概率,而且也有利于人性“恶”的认识在陌生人社会中得到真实表达与有效实践。比如“人性天生罪孽深重,所以热衷于制定规则”;[]“人类自然本性是腐败的,因此为了维持法律和一定的秩序,便需要社会控制制度”;[]“如果说人不是恶魔的话,那么人也并不是天使,人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者,这一事实使得相互克制或制衡的制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等等。因此,人的原始不信任消解在法律信仰及其制度信任基础上,并进而实现人际交往的社会运转。[]

市场经济、人口流动、相对独立的“小家庭”社会结构、符合人性的道德及其信仰文化、权力分工与制衡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等就成为陌生人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社会中有别于家族治理的公司治理就是国家治理的缩影。

因此,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就成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成为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只有也应当以陌生人社会作为社会基础。一般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的过程。

三、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问题回应

(一)如何看待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西方化”困惑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就一直伴随着所谓“西方化”困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不例外。有学者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时特别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或“现代化范式”容易陷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等等。

毫无疑问,全盘“西化”或照搬西方国家或别国经验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是一种幼稚或错误的观点。这是无需证明的结论,也是社会主流观点。因此,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提出这种全盘“西化”或照搬别国经验的幼稚观点。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有些国家在历史上却犯过这种幼稚的错误,不顾本国国情,不仅存在过教条式运用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存在过简单照搬原苏联经验的不良倾向。这也正是我国为何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原因所在。也只有从此意义上理解,才凸显其价值。但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改革开放及其国家现代化进程,却不断遭受“西方化”困惑的困扰。

固然其中不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不良倾向,即从教条式运用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简单照搬原苏联经验到全盘照搬西方文明的不良倾向,但在实践上更多的是前者而非后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回归人性、纠正历史偏差的做法却很容易成为“西方化”的讨伐对象。倘若国家治理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经济治理等维度考虑,或许随着时间推移并不存在“西方化”困扰,就如同市场经济及其公司、证券、期货等相应制度选择一样。但政治现代化却一直很容易成为“西方化”的讨伐对象。

由此可见,我国依然存在着从理论上看似颇有道理的观点,实质上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现代化”、“人类文明”甚至对“西方化”标签者的某种误读;或者说,存在着对社会大众的某种误导。而这种误读或误导不仅影响着我国实务界尤其决策层,而且还一直困扰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者。[]理想化的理论说教无法掩盖每个人的人性经验逻辑。

首先,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具有人性共通性一面。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市场经济选择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虽然能够抑制人性私欲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但却因此抑制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而且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所产生的熟人社会结构却在另一方面膨胀了道德异化、“内耗”等方面的人性弱点。市场经济虽然膨胀了人性私欲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但却因此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而且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陌生人社会结构却在另一方面抑制了道德异化、“内耗”等方面的人性弱点,并因此催生了法律规则及其权力控制的制度构建。因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基于人性选择的市场经济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必然性。如果说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人性共通性一面,如奴隶制或封建制等,那么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同样呈现出人性共通性一面,诸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

因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公司治理就是人性共同需求的表现之一。虽其在公有制意识形态下,曾受到批判和抵制,但却因时间流逝和实践证明而被我国所接受。对于“公司治理”放大化的国家治理,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同样具有人性共同需求的一面。如果对此不加区分地遭受“西方化”质疑,则不单纯是一种认识问题,亦或许存在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障碍甚至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等因素作祟。

真正的知识主要源于经验。如果避开理论逻辑推论,基于人性的实践经验考量,即便所谓的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权力监督、选举、公正、透明等也是即使“大字不识”的农民、工人等寻常百姓的内心真实需求,他们才不会想到这是“西方化”的东西。当然,这种内心真实需求在熟人社会则容易受到礼制或专制统治的愚弄或压制,但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因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助于将上述人性需求内化为制度构建。如果硬要将此标签为“西方化”的东西,实属抬举西方文明了。其实,这是人性共通性一面。只不过西方文明因工商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较早发展而政治现代化进程较快罢了。实际上,在某些方面,“西方化”已经被无限放大或曲解,进而危及到“现代化”的理解与实践。

其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也存在差异性。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毕竟由于地域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从而表现出差异性,其中,无论民主、法治的内涵还是实现路径等。比如,可以笼统地说,民主制度是指人民当家作主,但对于何为民主的真正含义却有着深刻的分歧。如果排除民主的人性共通性一面以及忽视人性的意识形态障碍因素,民主实现途径及其形式也存在差异性。即便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英国的君主立宪、日本战败而被美国协助立宪等所形成或巩固的政治制度,以及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制、德国的议会内阁制等。

在地域文化、宗教、历史等因素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差异性较小,比如欧美地区等。但在地域文化、宗教、历史以及市场经济成熟度等因素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差异性较大,比如亚洲地区、非洲地区、阿拉伯世界等。其实,这个问题早就被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阐述过。他认为,“冷战结束后,引起冲突的根源是文化;文明冲突的主要表现就是联合起来的儒教和伊斯兰教正在向西方的利益、价值及其权力提出的挑战”;“许多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又不西化,而且最终还崇土抑洋,那么西方对他们则不能抱以天真幻想,要从政治上提防和控制”。典型的国家如俄罗斯、伊朗、叙利亚、埃及、新加坡、委内瑞拉等。甚至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等也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虽然他对结论的保守性、消极性与防御性不足可取,但他关于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及其文明的多样性认识则是深刻的。

因此,如果单纯从反“西方化”论者的某些观点来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存在所谓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这是人类基于人性的市场经济选择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要求。如果因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否定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人性共通性一面,则是忽视或否定人性本身。一旦忽视或否定了人性共通性一面,立足或反思“本土化资源”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也就失去了意义。这恰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避免“西方化”伪命题干扰的关键所在!

(二)如何看待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鉴于我国历史上所犯的“简单全盘照搬”的幼稚错误,立足本国国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得尤其必要。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仰文化基础。对此,应当把握好如下几点:

1、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从抽象走向具体和实证。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某些人似乎更多地从儒家等传统文化的著书立说中进行抽象的研讨,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现实中国人的生活百态和文化现状。殊不知,在“独尊儒术”的专制社会以及其后某些教条主义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在其土壤生成和发展的儒家等传统文化本身或许就值得反思。这种忽视现实的形而上研究及其文化传承实际上是一种“闭门造车”、“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仅存在抽象和空洞的缺陷,甚至可能还存在以讹传讹的嫌疑;不仅可能停滞儒家等传统文化,甚至可能还造成某些虚幻的东西。对此,西方学者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均有论述。比如:当西方列强打开大清帝国门户时,马克思曾经形容为“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到新鲜空气”。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等等。以上论述或许有待商榷,但也足以值得反思。

这种传统文化或许有助于专制社会的国家治理,但却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凡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国家也同样或多或少地背负着历史包袱,因而在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多有过文化反思与复兴的过程,如欧洲文艺复兴、日本明治维新等。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儒家等传统文化需要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关键所在。

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从抽象走向具体和实证,关注现实中国人及其民族的优缺点和信仰文化到底是什么?比如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孝道”主要建立在一方服从另一方家庭尤其女性服从男性家庭以及父母子女相互人身依附并以“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为基础的服从与中庸,其结果则是一种以容易忽视人性及其权利不足为代价的“孝道”,所谓的“婆媳矛盾”、“翁婿矛盾”、“兄弟残杀”等“家庭内耗”在所谓的“孝道”环境下容易出现。只有在家庭关系结构建立在人与人保持适度距离的陌生人社会,才更容易体现符合人性的真实意义上的“孝道”。如前所述,真正的知识主要源于经验。只有并应当立足于现实中国人的社会实践经验,在“真话”中勇于反思,才有可能使儒家等传统文化从“空中楼阁”还原走向现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因此形成深深扎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信仰文化。

2、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文化。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我国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儒家等传统文化,还必须考虑到我国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并要认识到它们的差异性,甚至还存在如同塞缪尔.P.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我国应当吸取原苏联、原南斯拉夫等国的民族政策教训,只有让儒家等内地传统文化能够与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相互包容,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简单同化,并在包容共生、宽容歧见中实现相互吸收、借鉴与融合的目标,进而寻求到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下的社会共识,形成主流核心价值观,方是中华文化成型的关键。而这又是我国基于现实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关乎民族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包容与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及其文明制度,包括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等。其实,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不易,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前已述及的政治现代化及其“西方化”伪命题。

总之,一个勇于反思并立足于现实的民族文化,才会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化复兴;一个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才会拥有真正的民族文化。比如日本、韩国历史上学习中华文明以及近现代学习西方文明,却依然保留着自身民族文化特性。许多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也不例外。同样,我国台湾地区也不例外,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中国大陆保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显著。即便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种成分也都经受了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改造。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就受到了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的深刻影响。比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古印度的数字、历史上阿拉伯世界的《医学集成》、《医典》、“光的物理学”理论、炼金术著作等对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较而言,简单照搬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原苏联经验的朝鲜等国却失去了诸多民族文化特性。这是值得反思的话题,也是对所谓“西方化”命题的一种有力回应。

只有包容共生的民族文化,才会生成信仰文化。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尤其基于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的现实国情就显得更为重要。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比较分析

基于人性需求,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但为何世界各国在政治现代化的具体路径选择以及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等方面却存在差异性?该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世界各国现代化变迁的大致轮廓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欧洲地区。众所周知,欧洲地区较早的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思想等因素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使人性需求得以彰显出来,诸如“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民主”等。从而使欧洲尤其西欧较早地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自主转型为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迈入政治现代化进程。此即是西方文明。

然而在东欧地区,由于教条主义地曲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其初衷试图对西方文明的修正和超越,以追求人类“大同社会”,但其实践手段和结果却人为地产生了计划经济及其熟人社会治理模式,从而断层了同一地理区域的西方文明。上述国家出现了自身逻辑演绎的历史断层,在其存在计划经济及其熟人社会治理模式、而其市场经济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又尚未成型时,一旦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与冲击,因而其社会转型普遍经历了社会动荡。如原苏联、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如同东欧有学者所言,“转型只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转型后还有民主化建设问题”。

2、美洲和大洋洲等地。欧洲殖民者在北美、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地,由于当地土著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缓慢与脆弱,因而较少受到文明冲突,而是把欧洲的市场经济、文化及其政治制度等移植到上述地区。当上述地区自身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尚未成熟时,移民社会所带来的移民文化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自然能够扎根其中。故上述地区凡是以欧洲殖民者为主体的建国大多纳入了西方文明体系,并没有明显的社会转型痕迹,而凸显其移民社会特征。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3、亚洲和非洲等地。欧洲殖民者在亚洲、非洲等地却受到了当地深厚历史文化惯性等诸多因素的强烈抵制。当上述地区的国家纷纷独立后,上述国家的社会转型却经历了集权政治、威权政治、军事政权和民主政治等的多次反复和社会动荡。比如历史上的韩国、泰国、印尼、缅甸、阿富汗、叙利亚、伊朗、埃及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等。包括我国清末以来也不例外。这在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也或多多少地存在此种现象。这也正是塞缪尔.P.亨廷顿针对许多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所说的“产生政治动乱并非由于没有现代性,而是由于要实现这种现代性而进行的努力。”他认为,民主化程度高的社会有助于社会稳定,但这类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则容易带来不稳定。这一点又被我国学者喻为“薄壳效应”。正因为传统集权国家无法应对“薄壳效应”的挑战,它们通过改革开放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容易陷入革命与倒退的怪圈。因此,塞缪尔.P.亨廷顿又主张这类国家可以优先考虑以权威主义政治为权宜之计,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

尽管欧洲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也付出了成本与代价,比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多次反复的大革命等。但是亚洲、非洲等许多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却在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付出了沉重的成本与代价,甚至有些国家社会转型依然尚未彻底成功。包括近几年发生的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等。而且,这类国家政治现代化本身虽然表现出人性共通性一面的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诸多政党政治、议会选举、法治等,但也呈现出诸多差异性。此即是被塞缪尔.P.亨廷顿保守性或消极性地视为“文明冲突”。从积极意义上理解,此即是文明的多样性。

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这类国家有着一套较为成熟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和包括伊斯兰教、佛教等在内的宗教影响,这是美洲、大洋洲等地土著人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类国家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无论历史上是否受过欧洲殖民侵略,都将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外来文化的多重影响与冲击。在此背景下,一方面,自然经济甚或计划经济及其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和相应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依然存在甚至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及其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又尚未成熟,并受到与此相适应的西方文明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因此,这类国家人民的人性需求在愚弄与觉醒、抑制与彰显以及内力作用与外力作用中交替运行,从而使这类国家呈现出内外力作用下的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而这恰是当初西欧等地区社会转型所未经历的。其结果必然容易导致这类国家的社会转型多次反复与社会动荡;即便其政治现代化本身在遵循人性的基础上,也会呈现出诸多差异性。

正因为如此,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类国家中,某些国家基于特定国情的特定阶段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缓慢并非完全是坏事;反之,一旦不顾现实条件制约,突然打破利益均衡,则往往欲速而不达,甚至产生乱局。古今中外历史不乏先例。如某些阿拉伯国家等。这类国家基于特定国情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路径选择方是问题的关键!

(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1、背景考量

理论上说,如同许多欧洲国家的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自主转型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路径选择。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封建“盛世”时期却在漫长的专制社会中而被抑制,直至清末外国殖民侵略和外来文化影响,从而错失了市场经济发展及其中国本应可以自主转型的机会,使我国呈现出一个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的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

大体而言,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1949年革命胜利以及改革开放三个时期。从社会转型史来看,当西方列强打开大清帝国门户后,基于中国多民族、多宗教、儒家文化以及漫长专制社会等国情,在国人尚未有普遍权利意识以及利益分化不明显时,如果有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能够及时主动开启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政治现代化进程,或许有助于其后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处理、民族融合、儒家文化的现代化、主流价值观及其信仰文化的形成等,从而减少或避免其后诸多后遗症。这在后发型发展中国家不乏成功先例。从此意义上说,如果从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以及社会转型的成本与代价来看,我国曾经错过了社会转型的最佳时机。

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时至今日,我国不仅深受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同时深受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及其意识形态影响;不仅深受西方文明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还同时深受同样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其中异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影响。在传统熟人社会治理模式渐趋失灵并逐渐解构过程中,而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又尚未成熟时,尤其基于我国特定的民族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城乡差距、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后遗症等特殊国情,我国社会风险系数必然增加,社会稳定性降低。

因此,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不完全同于其他诸多发展中国家,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表现得更为复杂。这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及其考量背景。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包括西方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内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冲击的现实,不能简单地用所谓是否“西方化”来衡量政治现代化,关键是基于人性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政治现代化及其人类文明。这个问题前已述及。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历史惯性下的当今中国特殊国情,使我国有时间和条件以史为鉴,既要吸取西方国家早期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广大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既要吸取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要吸取当今泰国、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能跳出我国历史惯性以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想化愿景简单套用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2、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背景考量,我国如何趋利避害,从而尽可能掌握主动权,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社会转型的成本与代价,方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路径选择。

针对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等问题,虽然塞缪尔.P.亨廷顿主张民主政治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但他又认为这类国家在特定时期可以优先考虑威权政治作为权宜之计,以实现社会平稳转型。这对我国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威权政治不同于专制或集权政治。虽然威权政治具有专制或集权政治的特点及其外在形式,但其价值理念是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而非独裁理念,因而威权政治才有民主改革的计划和目标,并将其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手段,以适应不同国情确保经济发展、社会秩序,进而以较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对此,不乏成功先例。如韩国、新加坡、印尼、缅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

其实,我国早在大清帝国解体后便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及其择决。如果说袁世凯为了满足私利而试图复辟帝制是开“历史倒车”的话,那么不妨推论,如果其结果是针对当时中国国情试图以一种威权政治的方式解决“一盘散沙”的乱局,进而逐渐实现社会平稳转型,或许未尝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路径选择。进一步考证,如果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最初是想套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模式的话,那么后来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思想则是比较切合中国当时国情的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其后被我国台湾地区所实践。

没有代价的社会转型是不现实的,尤其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而如何降低代价的社会转型又恰是基于中国特殊国情的考量所在!虽然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其历史惯性下的特殊国情更应当考虑通过威权政治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减少或避免民族冲突、国家分裂、地方诸侯、社会撕裂、族群对立、民粹暴政等社会转型期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从而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对此,笔者在相关论著中从不同视角均有阐述,表达了同样的主导思想。我国有学者提出“新权威主义”的类似观点,以克服“薄壳效应”。

所谓通过威权政治引领政治现代化,简言之,就是在党和政府掌握改革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改革,进而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原则而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通过国企、土地、金融、财税等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经济基础;(2)通过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建设,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社会基础;(3)通过儒家文化等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在立足国情及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生成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最大公约数下的社会共识,形成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信仰文化和价值基础;4)通过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实现合理分权,尤其在尊重民族规律的基础上确保民族自治权,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民族基础;(5)通过军队改革及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建设,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国防基础;(6)在可掌控的范围内,有条件地同步推进司法、行政、人大和政党等领域的改革,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政治基础。直至最终基于上述改革措施,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限于本文宗旨,在此不加以展开。

当然,威权政治也存在先天不足。最大的问题在于,存在既得利益障碍以及改革不彻底而致转型失败或畸形。即威权政治有可能限制或怠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建设、信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培育、央地分权、军事现代化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等,从而可能陷入改革“悖论”,影响到威权政治向政治现代化的平稳转型。笔者以为,我国威权政治有别于专制或集权政治的最大区别在于,虽然存在权力的集权特点和外在形式,但其改革的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威权政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过渡手段,伴随着一种改革期待,从而尽可能跳出改革“悖论”,将上述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此也决定了威权政治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可能沦为专制或集权政治的异身,也可能陷入威权政治与“薄壳效应”的恶性循环,从而错失政治现代化良机。

尽管如此,以上只是笔者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试图从威权政治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理想化愿景,或是单方面假设的理想路径选择。这关键取决于执政党主动改革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甚至取决于政治精英。

五、结语

政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治理如同公司治理。从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向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变迁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路径选择。基于人性及其市场经济要求,陌生人社会治理模式有其人性共通性一面,但也存在因不同国情而呈现出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只有建立在人性基础上,才凸显其意义。因此,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避免是否“西方化”的伪命题干扰,也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基于历史惯性下的特殊国情,从而使中国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非完全自主性社会转型现象。因此,我国更应当考虑通过威权政治作为过渡手段以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在遵循人性基础上呈现出自身特点,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应有贡献。

无论政治现代化、传统儒家文化还是“西方化”等话题均是我国自明末清初尤其清末以来老生常谈的话题。时至今日仍在重复前人关于人性的基础话题并无多大意义,或许这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一种表现,但如何回应历史惯性下的现实中国特殊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路径选择方是问题关键,也是本文试图体现的意义所在!

Analysi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Li, Changgeng
 
Abstract: The cor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likes as corporate governance. Transition from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society of acquaintances to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society of strangers is the general path choices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society of stranger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human genius and its market economy has its convergence side of humanity, but there is also its difference because of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so as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only based on human nature, which will highlight its signific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should not only avoid the interference of artificial proposition of “westernization”, but also understand and grasp how to carry forwar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ccurately. China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based on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presents a more complex phenomenon of no-full-autonomy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China, based on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under historical inertia, more considers authoritative politics as a transitional meas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with as little as possible cost and price to achieve social smooth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Society of acquaintances; Society of strangers; Authoritative Politics.
注释:
* 该文与笔者其他3篇论文《中国语境下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定性困惑及解决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构成了姊妹篇。同时阅读其他3篇论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本文。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②] 这都是相对而言。人都有趋利和交易的天生禀赋。无论自然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都有市场经济因子。只不过自然经济时期的技术、物质条件尤其专制制度等因素抑制了市场经济发展。而计划经济时期,则主要是人为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抑制了市场经济发展。相比较而言,欧洲地区不仅自然经济时期的市场经济因子要高于其他地区,而且市场经济起步较早,这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等欧洲思想较好地切合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
[③] [德]沃尔夫刚.费肯杰:《经济法》(第一卷),张世明、袁剑、梁君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④] See Roscoe Pound,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 William S. Hein & Co., Inc., Buffalo, New York, 1995, P56.
[⑤] See Richard Schlatter, Private Property----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Russell, 1951, P56.
[⑥] See H.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6.
[⑦] 参见李昌庚:《诚信生成机制探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65页。
[⑧] 参见胡鞍钢:《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光明日报》2014年6月23日。
[⑨] 参见夏勇:《文明的治理---法治与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52页;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9-110页。
[⑩] See Roscoe Pound, the Spirit of the Common Law, William S. Hein & Co., Inc., Buffalo, New York, 1995,P159.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3页。
See Ronald Dworkin, Freedom's Law: The Moral Reading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5.
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第22-25页。
塞缪尔.P.亨廷顿:《西方文明独特但非四海皆准》,《外交事务》1996年11、12月号。
笔者在《诚信生成机制》一文中做了尝试性研究。具体参见李昌庚:《诚信生成机制探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以下。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65-566页。
当然,这也受到特定时期的自然经济、集权政治及其某种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条件制约。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3页。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一卷)(中文修订版),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中国也多少存在此种现象。从中国国内民族关系来看,有人说维藏蒙等少数民族存在汉化问题,其实在某些方面存在误读。固然,这些少数民族有过此种倾向,但从历史来看,一方面是民族交流的自然演绎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少数民族如同汉族一样同样受到简单照搬来源于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原苏联经验的深刻影响,而不是单纯汉化的问题。
李昌庚:《诚信生成机制探析》,《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68页。
参见[波兰]格列戈尔兹.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0、51页。
萧功秦:《关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与国家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4页。
参见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定性困惑及解决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等。
参见萧功秦:《关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与国家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4页。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之所以很成熟,除了经济发达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着较为成熟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其中,法律和基督教的信仰文化是其重要基础。See Paul Kahn, Marbury v. Madis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22页等。
作者简介:李昌庚,男,1971年11月出生,江苏省扬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经济法原理、国有财产暨国有企业法、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等。
文章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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